《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
王岗 著
秦国帅 译
定价：58.00元，平装，316页
ISBN:9787532593101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
本书英文版 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
凭借其渊博的道教知识以及令人羡慕的对原始文献的精熟掌握，王岗贡献了迄今最为深入的有关明代藩王之道教活动的研究。藉由考察宗教社团、社会地位、家族传承、文化生产等因素的互动，王岗展现出了在以往的早期近世中国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明代藩王在帝国腹地和边疆的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
——David Robinson （美国Colgate大学东亚研究讲席教授）
与主流的历史认知相反，道教在中国精英文化中曾一度占据核心位置。通过对明代藩王及其道教生活的细腻描述，王岗为此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这些藩王已湮没于历史中，但是他们的故事阐明了明代学术、 文化、生活史的诸多细节，以一种美丽的、道教的方式。
—— 高万桑（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道教和中国宗教史”讲席教授）
内容简介
以往的明代道教史研究，将注意力聚焦于宫廷与道教上层精英的关系及其政治影响，而忽视了道教及其护教人群在明代地方社会中的广泛存在。
本书则将视角转向明代分封于各地的藩王，在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书展现出，除了个人信仰的因素之外，资助道观及其宗教典礼、豢养道士、 整理刊刻道教典籍，成为明代藩王巩固和展示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藩王们深深卷入了地方社会中宗教文化事业之运作，成为明代官方宗教政策与地方民众的信仰需求之间的中介者。
总之，本书不仅在道教研究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还为我们重构了明代藩王这一长期被研究者忽视的人群的新的形象，也展现出了明代地方社会的多重面貌。
作者简介
王岗（Richard G. Wang），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佛罗里达大学语言文学文化系、宗教系终身教授。
著有：Ming Erotic Novellas: Genre, Consumption, and Religiosity in Cultural Practice（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浪漫情感与宗教精神——晚明文学与文化思潮》（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
秦国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远东研究博士，专注于明清道教史及地方道教研究。
目录
绪论
朱权及其遗产
作为精英的明代藩王及问题所在
研究史、资料与方法
第一章：明代王府概述
明代藩王制度
王府与地方社会
藩王从前期到后期的转变
明代王府的作用
藩王的道教活动
第二章：王府的礼仪制度
一般的礼仪机构
神乐观制度
第三章：明代藩王与道教仪式
授箓与传度
科仪施演
以世俗护法身份参与礼仪
第四章：道教修炼与书籍文化
藩王的道教修炼
道教书籍与出版文化
第五章：道庙支持
道庙类型
道庙支持模式
定位帝国宗教地理中的藩府道庙
王府制度与地方宗教会社
第六章：道教的文学护法
沙龙中的吟仙咏道
游仙诗和步虚词
诗词论道
圣地颂诗的刊刻
第七章：结交道士与竞取道号
结交天师和法官
参与住持委任程序
与普通道士的交往
法名道号与宗教文化
尾声：王府对道观的多面向支持
肃藩
兰州
兰州的道教传统
肃藩对道教的参与
玄妙观及其护庙法会
支持模式
道观法会的互动
结论
附录：
一：明代诸帝及其后裔宗支世系
二：明代诸帝治下的藩王数量
参考文献
试读（本书结论部分）
在本书中，我们描述了明代藩王支持道教的动因，并从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尤其是藩禁制度方面勾勒了此种支持得以施行的背景。
就社会制度来说，坐落于王府中的寺庙和仪式场所为明代藩王提供了一种仪式氛围和宗教经验。
尤其是神乐观及其地方分支能够使这些藩王接触到更多的道教知识，并使其亲身参与仪式实践。
鉴于此一背景及设施，明代诸多藩王都涉身道教，其方式从实际受度入道直到对道士的世俗支持，不一而足。
同时，本研究还考察了藩王本身的道教修炼以及他们对道书的消费和制作。
更重要的是，明代藩王还广泛参与了对道庙的支持，进而使这些城市庙宇成了国家宗教地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对道教的文学支持、与道士结交以及取用道号等，展示了藩王接纳道教的其他几个重要方面。
如尾声中的个案研究所显示的，他们对道教的积极支持动力十足，并且，他们还同时从许多不同方面一起参与道教活动。
总而言之，道教为明代藩王提供了一种精神载体，用以表达他们在藩禁制度所划定的社会角色中不可能享有的超越的身份认同和自主的自由。
有两个例子特别值得注意。
虽然明代诸帝大都支持道教，但其中两位则似乎是格外虔诚的道教信奉者，即明成祖和明世宗。
如果说，明成祖以其对真武的信仰以及对武当山道教宫观群的大规模支持而著称，那么，明世宗则是一位狂热的道教信奉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真正的道教皇帝。
明成祖初为燕王，在“靖难”之后方才称帝。
明世宗则原为兴王世子，由宗藩支系而登上皇位。
换言之，这两位皇帝对道教的信仰和支持在他们身为藩王时就已然开始，因而，这两则皇家护教的案例，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明代藩王与道教之间关系的典型代表。
本书关于明代藩王的道教参与的研究表明，他们的活动应当放在王朝的官方宗教政策背景中进行解读，当然，也包括王朝关于藩王的政策。
尽管支持道教是一项国家政策，但是，对于拥有悠久道教信仰传统的藩王来说，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对道教的支持活动在地方层面上更为鲜活生动。
本书所援引的证据也更加印证了我们的假设，即在传播道教作为文化和宗教身份认同载体的过程中，明代藩王与力甚巨。
由于在地方社会中道教宫观与王府之间的密切关联，本研究也得以展示出了明代国家、藩王与地方宗教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
地方道教宫观充分利用了其与藩王的特殊亲密关系。
为自身的宗教和世俗利益，这些宫观也借此扩大了道庙的规模，并发挥出了更大的影响，甚至极有可能逾越了政府所施加的限制。
同时，来自藩王的支持又协调了官方的宗教政策与普通人的精神需求。
有时候，这些藩王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改变官方限制，并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明代衡王府石牌坊，山东青州，陶金摄
专注于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宗教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提供给诸如道教等宗教的制度性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来自国家、皇帝或地方政府。同样重要的是，系统性的支持也可以来自世袭贵族，在本研究中即明代的藩王。从受度入道者、认同道教但并未入道的信仰者，直到世俗支持者，这些藩王大体上代表了地方社会中不同的精神和社会需求。
主流的道教研究往往倾向于将明代道教看作是处于沉寂衰落中。
这种观点部分源自僵化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将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理解为所谓的“封建制度”的衰落期，当然，其文化层面亦不例外。
不过，明代道教研究的缺乏更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借由神乐观，道教渗透于明代国家中央机构当中，道士在国家仪典的施演中担当了垄断性的角色。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道教的一种新发展，实际上标志着其兴盛。
同时，本书业已表明，通过神乐观的诸地方分支，道教在国家礼仪中的存在甚至传播到分封有藩王的省份。
因此，作为以道士为主要施演者的国家礼仪在地方层面的当然的管理者，明代藩王在地方社会中对维系和推广道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意义上，明代道教的兴盛与藩王制度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而这样一种关联所涉及的要多于我们在其他时代所能看到的个人性交往互动。
在对近代以前道教的研究中，主流方法论聚焦于道教的经典、派系、仪式以及历史。
然而，制度性的互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尽管皇帝和国家是已被承认的重要参与者，不过，对于道教与其他社会/世俗制度如贵族制度（或者本研究中的藩王制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同样可以揭示出道教在明代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据此，无论是在历史研究还是道教研究中，笔者都希望人们能够注意到制度性层面，跳出以田野调查为指向的方法论限制，从而将近代以前的道教定位为一种历史上鲜活的传统。
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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