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时代：甲骨文解构史前文明简史
树上微
象形文字
源·自在·回归
每一个汉字象形文字，都是远古时空的素描，如一只蝴蝶，栩栩如生、蘧蘧而来，引领我们走出文献的秘境稽古探源，奉献给读者一次愉悦的穿越远古文明寻根之旅，更希望自己粗鄙的观点，得到学者和读者的指正。
但愿书中的文字，如同一只只蝴蝶，轻轻地落在您的手上，一起回归自然，珍爱自然......
——作者 黄中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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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已由中国人文出版社出版
巫时代
CHINESE
该卷以汉字象形文字为分析工具，解读《山海经》《易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尔雅》《尚书》《易纬稽览图》等文献的记载，以远古母氏社会时期，人文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时代革新为标志，阐述麐后氏、弇兹氏、羲和氏、华胥氏、女娲氏、伏羲氏、少典氏、神农氏、炎帝时代的历史发展脉络和轮廓，总结为“史前六大阶段”的认知革命和技术革命，奠定人类社会从游牧时代走向农耕文明的基础。
根据《周髀算经》的“历法时间量”；汉朝《易纬稽览图》和《春秋命历序》记载的“文献时间量”，结合现代岁差值和考古发现，先对“炎黄时代”进行断代，再推算出公元前10万年到公元前3517年的“史前大时代年表”。
作者简介
SYNOPSIS
王波（1973年1月）
字：率直、中润
号:曲成堂
笔名：黄中润
浙江东阳人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专科，浙江大学政治学和行政管理本科。浙江省儒学学会会员；东阳市历史研究会会员；东阳市诗词学会会员。浏览式阅读诸子、五经、史家、杂家等各类文献，主要研修易学、道学、儒学、佛学、哲学、宗教、科学之间的融会贯通，通过中西哲学的对比研究后，选择远古、中古、近古历史学的研究方向。
曾从事房地产和文化旅游项目策划，参与横店重建圆明新园项目。
自序
来自远古时空的蝴蝶
纵观中西方文献和现代考古发现，西方世界以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为研究对象，历史时间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可谓乍然惊艳。我国正史文献记载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却戛然而止。如《竹书纪年》从公元前2394年的黄帝时代纪史，如《鲁史》的确切历史时间记载，才从公元前841年纪史。
首先，人类从智人进化而来，从高原走向平原，从原始采集、狩猎、渔牧的游牧文明，走向农业、城市、商业的农耕文明，公元前6万年左右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统称为“母氏社会”或“原始社会”。
现代学术界对史前文明和母氏文明的研究，集中在非洲和大洋洲的“两极”，即极端落后地区和极少数人口。
如果，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是人类文明的渊源。
那么，人类社会如何走向城市文明。
其次，西方学者以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为研究对象，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600年左右，进入农耕、城邦、商业、手工业融合的城邦经济体，具有完备的政权、祭司、贵族、神权等社会管理体系，从“农耕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特征，城市文明依然是现代社会进步发展的基本标志，足以揭示“原始社会”的定义，存在着现代学术界的傲慢和偏见，正是史前文明研究的初心、执念、信念的基点。
再则，我国正史文献和《四库全书》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中原“东夷文明”为代表，推崇黄帝为“人文始祖”，孔子倡导的“禅让制”，造成远古“三皇”时期，中古“五帝”时代，近古夏、商、周时代历史证据链断裂的“文献黑洞”。
虽然，在《四库全书》中有明确的“经、史、子、集”界定；但是，“儒家十三经”只汇编先秦以前的《周易》《周礼》《诗经》等经典古籍；在“经部”却没有汇编《易经》《山海经》《黄帝内经》《道德经》等更古老的经典。
而“史部”从《汉史》到《清史稿》二十五部正史。
显然，儒家正史文献的传承存在局限性。
总之，春秋战国以后的正史文献，以中原帝王为纲目，封建社会制度建构为核心，从黄帝时代的军法治国、帝喾时代的封建礼制、尧和舜时代的封建教化、夏朝的五服税收制、商朝的祭祀制、周朝的礼乐制，以及文书格式和行文规范，集中汇编在《尚书》之中，现存正史文献只是一部“封建制度发展史”或“汉族史”。
从远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大时代，只有我国的传说、神话、牒谱、文献等形式，一脉相承的传颂和记述。
远古母氏社会以《山海经》中的《大荒经》为载体，从公元前6万年到公元前5788年左右，有弇兹燧人合雄氏、羲和帝俊氏、盘古精卫氏、华胥大庭氏、女娲伏羲氏、少典神农氏等代表性的大时代。
中古父氏社会“五帝时代”以《山海经》的《山经》和《海经》为载体，从公元前5788年到公元前3517年左右，有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共工氏时代。
近古时期以《尚书》为载体，从公元前2015年到公元前221年，简约记载夏朝、商朝、周朝的历史。
围绕两大核心疑问，一是农耕文明的渊源，二是宗教神学的渊源。
远古到现代概括为“巫时代”母氏社会，“神时代”父氏社会，“法时代”近古到现代。
通过《巫时代：甲骨文解构史前文明简史》《神时代：神权和法权的博弈》《甲骨文：人类进化的素描》三卷，阐述中华母氏文明是人类“母体文明”的立论。
以“甲骨文”汉字象形文字为分析工具，解读现存古籍文献的记载，分析和阐述远古、中古、近古时期的历史脉络，推理和修正历史大时代时间表，构成完整的历史证据链。
文字，不仅是赋予语言功能后的学习和交流工具，更是人类最初认知自然的理性分析工具和文明载体。
每一个汉字象形文字，都是人类对自然的叩问，自然赋予的回响。
老子在《道德经》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的概括，现代语言解读是：文明不灭，在于文字；文字的语音，是天地的回响。
再用庄子“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来注解，汉字象形文字的创造，探究天地之美和剖析万物之理的理性分析工具。
“甲骨文”汉字象形文字，人类史前文明的活化石。
黄中润
2021年3月19日
内文节选
“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创造力的果实。”
——米尔·豪瑟
农耕发展，水利先行；城市发展，商业为本。
神农氏和炎帝时代，中华大地水利建设的大时代，也是世界水利建设的大时代。
中华大地黄河、淮河、长江的“三河流域”的华北沼泽地，改造成黄河和长江“两河流域”的华北平原，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创举。
朱襄氏到神农氏，都是以淮河和黄河的治理为中心区域；炎帝时代，而黄帝部落是以治理黄河下游济水和淮河下游流域为中心，而炎帝部落治理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下游为中心。
水利大建设的背后，则是城市经济体的大发展。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古巴比伦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最初的城市经济体，这是时代的谬误。
因为，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集中体现在古苏美尔人创造的出海口城邦经济体和城市群“古波斯湾文明”，古苏美尔人的核心群体，中华母族的“乌”姓和“鲁”姓的两大部落集团，以乌鲁克城和乌尔城为代表，在第二卷“神时代”中具体分析和阐述。
古巴比伦“两河流域”的治理，只是神农氏时代基本完成黄河、长江、淮河流域的治理方案的拷贝，炎帝时代以商业和城市文明发展为中心，构建西亚的城市经济体和城市群。
其中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的治理，则是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治理方案的拷贝。
在中华大地上的水域治理和城市建设的规模相对比，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的规模，只是经济走向全球化的重要战略节点。
流域治理从世界范围内进行对比分析，最为典型是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我们先从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同汉水流域之间，流域和水系治理方案和疏浚方式的核心，在于流域的上分流段和中分流段，两个节点进行比较分析。
汉水和尼罗河上分流断对比示意图
从汉水流域的治理和尼罗河流域的治理中，在上分流段上主要对比的分流方法上的共同点，在中间沙洲的运用，绝不是自然冲积而成，而是人为的水流缓冲法。
在汉字象形文字中“洲”的象形，源于对水流的分流，分成三条支流。
“洲”是指高流速水流段减缓流速的减速区，对正面河道堤坝起到保护作用，形成水流减速带。
汉水流域的水势崇山峻岭而下，流速治理比尼罗河流域更为艰难，大流域治理周边环境更为复杂，包括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综合治理。
知识、技术、技能在没有成为常识以前，都是科技新发明，根本区别在于谁最先发现和应用推广。
汉水和尼罗河中分流断对比图
再从汉水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中分流段的处理，又是异曲同工，尼罗河和汉水都是水流进入平缓地带后，进行中断分流段。通过人工河道的引流，缓缓流向广袤的农田，形成貌似自然的水流方向，仔细分析现代的河流都具人为疏浚和引流，而不是自然力的鬼斧神工。暴风骤雨来临之时，河水肆意奔流而下。
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出海口和淮河长江出海口治理对比图
主体思路是先“堵”后“疏”，先有限堵住出海口后，各大湖泊和沼泽地的水流，自然形成从高到低的主流方向河道；再根据自然形成的河道进行疏浚和灌溉水网治理。出海口的下游段多为沼泽地，自然形成众多的湖泊，运用湖泊在洪水时期的调控水流量，形成自然自主调控的水利系统。所以，湖泊和沼泽也存在的人为意志。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治理，还是有本质的区别，黄河流域的地貌特征决定，需要人为因素的强制性控制和疏导河流的流向；长江流域的上下游由诸多的湖泊构成，庞大的水流自然自主调控机制；而长江流域的治理，更注重自然和人为的结合。
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治理，运用先堵后疏的方式，先自然形成大面积的沼泽地。
而这些沼泽地，发展农耕的最佳土壤。再通过水利枢纽、农田水利、出海口航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农耕、商业、城邦、出海口构成的沿海经济体“古波斯湾文明”。
但是，古苏美人在两河流域退出历史舞台后，创造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如同夜空的流星，消逝在历史的天空。
中华文明的珠三角、长三角现在依然蓬勃发展。
根本原因在于，古巴比伦的后世君主中，缺乏治理古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决心，同时，随着古苏美尔人的消亡，掌握水利治理技术和技能的人才流失，农耕技术和农业发展失去稳定的技术支撑，导致城市发展必须走向商业、资本、宗教融为一体的掠夺性的城市经济结构。
公元前 2800 年左右，古巴比伦走向宗教经济为主体的城邦经济体，成为西方世界城市发展的典范，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分水岭。
西方城邦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只是炎帝时代农耕、商业、城市文明，催生的营养不良“早产儿”。
综合以上分析，首先，“两河流域”泛指具有充沛的水资源，适宜水稻种植的丘陵盆地和平原地带，农耕发展最基础的自然条件。读者只要认真留意观察一下，现代所有丘陵和平原地带的中等规模村落、乡镇、城市都是依山傍水而建，由水系大流域的大河，同小流域的小河构成小型“两河流域”农耕和水稻生产平原地带。
其次，流域和水系的全流域治理，运用“一”字符，分成上、中、下游三大区域，治理的核心区域在于上分流段、中分流段、出海口，几乎所有大流域和水系的治理都有“洲”流速缓冲区，“泽”出海口水流调节区。
如在汉字象形文字中“巛”同“川”字通用，是指各山涧、溪流汇聚成的河流；“巜”是指平原地区田野灌溉的沟渠；而三分之一的“<”符号同“畎”字通用，是指田地灌溉的水渠。
农耕的发展，改变人社会的生存、生产、生活方式的伟大创举，人类进行大规模改造流域和水系的动力源。
神农氏时代为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农耕文明，水利治理是首要任务。
全球最为艰难的水利工程，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治理，为世界范围的水利治理提供最佳的借鉴依据，在此基础上遵循“大道至简”的原则，流域和水系治理的标准化模板“两河流域”进行大规模推广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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