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铜器铭文的价值？
从史料价值来说，青铜器的铭文因为具有极其丰富又确凿可信的史料价值，在考古学及史学方面十分珍贵。
铭文还是判断青铜器年代的最重要标准，更是器物形制及纹饰方面的标准。
二、利簋的历史价值？
①
价值如下。
利簋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记载武王伐纣具体日期即“甲子日”的器物。
利簋的最大价值在于器内底部铭文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由于西周利簋因其铭文在商周断代中的作用,且是迄今为止的物证孤品,又被专家学者们称为“周代天灭簋”。
②
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
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利簋
利簋的发现，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疑惑外，还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的某些具体史实。
例如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这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也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又如，利簋铭文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总之，利簋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③
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三、三星堆青铜器属于史料吗？
三星堆青铜面具属于实物型史料。实物史料指各类遗物、遗址、建筑、碑刻、雕塑和绘画等，这类史料是历史的见证和历史知识的可靠来源，它既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由考古发掘的。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 四川 省 广汉 市 西北 的鸭子 河南 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不属于史料，史料一般都会有文字出现，如墓碑等
四、侯马盟书的价值和意义？
意义：一是盟书反映了晋国末期上层政要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中斗争的激烈性与残酷性，突显了“恶”的历史作用，反映出当时“礼崩乐坏”的历史趋势，并由此折射出中华民族发展的艰难曲折历程。
侯马盟书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及晋国历史有重要意义。 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
数以千计的侯马盟书，其完整而有系统的盟辞内容，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是非常罕见的。侯马盟书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为我们研究春秋后期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奴隶主专政向地主阶级专政转变过程中的政治，以及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出土“盟书”的侯马，正相当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所在的汾浍两河之交地区。
“侯马盟书”正是晋国迁都到新田以后的产物。
侯马盟书这批珍贵历史文物的发现，证明了今天侯马地区，就是“晋都”的宗庙“上宫”所在地，“定宫”一词的出现，也进一步证明侯马晋国遗址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有着密切的关系，为确认古“新田”，即是今日侯马，提供了可靠的文字证据。
侯马出土的盟书多达5000余件，能辩识文字的就有653件，其总字数约3000余字。除去重复，单字也有近500个。这批珍贵的文物，为研究东周文字提供了可靠资料，就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历史方面 ，它无疑也是一批宝贵的实物资料。
侯马盟书是我国春秋晚期晋国的官方文书。盟书文字是用毛笔朱色或是墨色书写在石片和玉片上的盟辞誓言。这一批文字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古代文字中用毛笔书写而篇章完整的古人手书真迹。
朱书的侯马盟书盟辞文字，其风格与铜器《栾书缶》、《晋公 》有相似之处，其笔法与战国楚之帛书，信阳简书亦有相同之处，但是，略具浑厚风格。
侯马盟书文字，书法非常熟练，有的纤巧，有的洒脱，均出自“诅祝”人之手，不是一个人的笔法。有的字迹小到0.2公分，但是，笔锋仍然非常清晰，可知其文字必然是用柔软而有弹性毛笔书写，这是无疑的。
侯马盟书的书法艺术独具风采，别具一格。
盟书文字的时代，晚于甲骨文，与金文时代大体相同。
经考古研究侯马盟书辞文书法与甲骨文、金文不相同。
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能够记录语言的成熟文字，是契刻在“龟甲、牛胛骨、鹿头骨”等甲骨上的文字，有用土红色书写而后契刻的，也有直接契刻成的。
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文字线条僵挺粗犷，后期渐趋秀丽。
但是，甲骨文字笔画多为表示“刻意”，很少有书写的“笔意”。
金文有“商、西周、春秋、战国”之分，但是金文皆为范 铸铭文，缺少书写的风韵。
侯马盟书辞文，是晋国人用毛笔手书的文字真迹，最能直接地，真实反映，春秋时代古人书写艺术的一批书法珍品。
盟书文字，字形古雅，运笔流畅，书体章法自然是其特色。
由于盟书辞文书写是出自多人之手笔，故其字体风格呈现出有的浑厚凝重，有的飘逸洒脱。
盟书辞文在书写运笔中强烈展示出柔软毛笔特有的弹性韵律，行笔轻重有度，具潇洒秀劲之 风格，又不失古朴典雅，变化繁杂，是其文字的又一特色。
它反映了盟书是秦统一之前，文字的风格，属大篆体系。
侯马盟书文字书写笔法特点是，运笔出锋。即侯马盟书文字运笔之笔锋外露明显，它区别于向左右的斜笔画，经常出现有收笔自然回勾的笔意，它是毛笔手写熟练快速自然形成的。这种运笔方法在盟书中十分多见，反映东周时代文字的风貌。
侯马盟书为写在石、玉片上的朱书文字。我国古代有杀牲取血、血写誓辞之说。侯马盟书文字却是用红色矿物质颜料写成的。这是血书盟辞习俗的延续与改进 ，既保持了盟书的内涵，又突出了北方文化的特色。
侯马盟书辞文书法是古代先民创造的精美艺术品，是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中的一枝奇葩。
这批资料已全部收入《侯马盟书》一书，可供查阅研究。
五、青铜器十大顶级国宝？
1、司母戊鼎(后母戊鼎) 商代
2、四羊方尊 商代
3、青铜大立人像 青铜纵目人神像 三星堆出土 商代
4、毛公鼎 西周 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5、莲鹤方壶 东周
6、越王勾践剑 春秋
7、曾侯乙编钟 战国
8、秦始皇陵铜车马 秦代 最大的青铜器
9、长信宫灯 西汉 中华第一灯
10、铜奔马(马踏飞燕) 东汉 中国旅游标志
青铜器大部分是商代，东周，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时期的产物，经过这么多年的考古发现，己经发现了很多很有研究价值的重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司母戊鼎，四羊方尊，青铜立人像，毛公鼎，莲鹤方壶，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秦始皇陵铜车马，长信宫灯，马踏飞燕等非常有影响力的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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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母戊鼎(后母戊鼎) 商代 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一座商代古墓中，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1959年开始作为镇馆之宝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它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重达832.84公斤的司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
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三星堆遗址距今3000-5000年，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这两件器物是三星堆青铜其中非常著名且有代表性的器物。
青铜大立人像，高180、通高260.8厘米，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重约180公斤，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制作之精美细腻，迄今为止，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青铜纵目人像，宽138、高66厘米，出自二号祭祀坑，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
毛公鼎(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之一。
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
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九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
春秋莲鹤方壶，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一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收藏于河南博物院，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此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在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莲鹤方壶的制作技艺非常高超，采用了分铸法、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复杂的技法，工艺精湛，很多技法已经失传，用现代最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复制和模仿。
越王勾践剑(Sword of Goujia)，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出土于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出土。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剑”。收藏与湖北省博物馆。
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0.1毫米的铬而千年不锈。经无损科学检测，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花纹处含硫高，因硫化铜可防锈。早在2500年前就有这种防锈技术，令人惊叹。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极其锋利。刻有“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字。
1983年又在相距一公里远的另一处楚墓中，出土吴王夫差矛，其上铭文与此剑如出一辙：“吴王夫差，自作用矛”，如今也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战国早期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钟架呈曲尺形，长11.83米，分上中下三层，整套编钟共65枚，总重量2500千克，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每枚钮钟和甬钟都能发出两个音节，形成“一钟双音”的现象，呈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在世界音乐史上极为罕见。
它是中国目前出土的40多套编钟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组，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历史上，最为宏伟精美的大型乐器。
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秦始皇陵铜车马，是秦始皇陵的大型陪葬铜车马模型，1980年出土于中国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坟丘西侧。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铜铸车马。
共两乘，一前一后排列。经复原，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由7000多个零部件组成。制作年代约在陵墓兴建时期，即公元前221～前210年间。
这两铜车马都是事先铸造而成，后又经过细部加工的，工艺水平非常之高。铜马身上缨络和链条用的铜丝直径仅半个毫米左右，有的则更细。据推测，铜车马坑当是秦始皇陵陪葬坑组成的一部分。对研究中国古代车马制度、雕刻艺术和冶炼技术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是国宝特级文物。
西汉长信宫灯，中国汉代青铜器，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西南约1.5公里的山崖上)，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wǎn]墓中出土，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宫灯灯体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
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
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似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
此宫灯因曾放置于窦太后(刘胜祖母)的长信宫内而得名。
2010年作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展品展出。
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马袭乌鸦、鹰(鹞)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马踏飞燕”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从力学上分析，马踏飞燕为飞燕找到了重心落点，造成稳定性，自出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高超铸造业的象征。
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5年铜奔马以“马超龙雀”这个名称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并一直被沿用至今。198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六、青铜器名称和功能区别？
中国的青铜器出现于史前，繁盛于夏商周时期。不仅器物类型繁多，而且造型庄重华丽，纹饰精湛优美，为世界所罕见，而且铭文内容丰富，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研究文字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从用途上来说，青铜器分为容器、兵器、乐器、车马器等几个大类。本文主要简介主要青铜容器的种类和名称。
青铜容器，是夏商周时期最主要的器类之一，包括炊器、食器、酒器、盥洗器等。大部分青铜容器皆为礼器。
根据青铜器的用途，可将青铜器大致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还有杂器这个几个大类，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器型，细分为饪食器、盛食器、盛酒器、饮酒器等等。今天我们将介绍一些较为常见的青铜器的名称、读音、用途和标志器型，以及一个几乎涉及所有分类的神秘的类型——“礼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