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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有纸质书籍么?纸质图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中国人懂得用纸张来制作书籍,大约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二百年中。

公元2世纪应劭写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首帝汉光武帝刘秀享国之后,把首都从长安迁往洛阳。在迁都过程中,搬运书籍的车,据说是“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

这里的素书,指的是帛书;简指的是竹木简书;纸呢,当然就是用纸书写的书了。东汉初年从长安搬运的书籍中就已经有了纸质的了,其用纸来制作书籍最晚在西汉末年已经出现了。

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片系二道书绳,而金文中的“典”字则表示“册”在几上。

说明简策制度的起可以上溯到商代,但实物方面,至今还未发现。

据现在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最早的竹简起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得到普遍推广,是竹简书籍的黄金时代。

直到公元4世纪左右,由于纸张的广泛使用,简牍才最终为纸质的书本所代替。

2、 其实从蔡伦造出优质纸开始,纸质书籍就开始出现了,《后汉书·蔡伦传》中就说过“自是莫不从用焉”,但当时使用面是很小的。

除了人们的习惯势力外,当时纸的产量有限、质量不高,也是重要的原因。

当时纸的价格毕竟比缣帛要便宜得多,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由于无力用帛书写,多采用纸张,而上层人士,还是习惯用质量更好的帛。

西晋时(公元3世纪),左思写《三都试》十年始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洛阳纸贵”的故事,它说明在公元3世纪,纸已普遍被用作书写材料。而且“豪贵之家”也竞相用纸,说明纸已不被看作一种低级的书写材料了,而是普及的书写材料。

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3年),桓玄据有建康(今南京),他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是统治者下令推广以纸代简的最早记载,对于纸的推广应用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随着纸张产量的增加,质量的不断提高,用纸作为书写材料,逐渐扩大应用范围,到南北朝时,纸书已风行全国,竹简和帛已彻底被纸质写本所代替。

首先,造纸术是在东汉末年由蔡伦发明得来的。其次,若说是把纸装订成书本的状态,也就是东汉之后开始实行。再三,具体装订成册的时间,并没有明确记载。

纸张的普及与印刷术的出现是有必然联系的。

到隋唐时代,纸张才真正彻底普及起来。

当时的印刷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尽管还是雕版印刷,非活版印刷。

但是使用量说明问题。

普及是需要大量使用的。三国时代,已经有“契约”了,纸写的契约书。

普及!不是出现!

这两者差很远。

蔡伦及其门人们不懈努力是不错,但是并不等于普及。汉末魏晋时代,尤其是五胡十六国时代都乱成什么样儿了,怎么普及?

北朝的北魏,皇帝想到民间争书,这个意义不小,说明民间已经有相当的藏书了。

“洛阳纸贵”恰恰说明纸张的消费量并不高。

假如平常都有相当的需求,只不过印制一本儿书,怎么能出现纸张缺货的问题。

直到隋唐,上至国家,下到庶民,用纸张写字很普及,当时的家书远比东晋时代更为广泛,即便是战乱年代,也一样。

而且,唐朝没有“洛阳纸贵”这样的事儿出现,纸张的需求量大,例如国家出版《金刚经》一次的纸张消费量就相当可观。假如制造量小,完全没有可能及时供应。

也只有民间都普及了,才会出现这等状态。

东汉王朝之后,接着是魏、蜀、吴的三国鼎立局面。

后来魏灭蜀,司马氏又夺取魏政权建立晋朝,史称西晋(公元265—316年),公元280年晋灭吴而统一全国。

不久,北方鲜卑等族进入中原,晋朝南迁,史称东晋(公元317—420年),形成南北朝对峙。

南朝(公元420—589年)继东晋后出现宋、齐、梁、陈四朝。

北朝(公元386—581年)为北魏,后又分为东魏、西魏。

继东魏的是北齐,继西魏的是北周。

南北朝对峙直到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才又归统一。

这段历史共368年,合称魏晋南北朝。

从汉代发展起来的造纸术在这一时期进入发展阶段,同汉代相比在产量、质量或加工等方面都有提高,原料不断扩大,造纸设备得到更新,出现新的工艺技术,产纸区域和纸的传播也越来越广,造纸名工辈出。

这一时期的纸流传到现在的较多,出土物也相当丰富,而文献记载也不少,为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从实物看,魏晋南北朝时的纸比汉代纸有明显的进步,首先表现在白度提高、表面更平滑、结构较紧密,纸质细薄且有明显的帘纹。

纸上纤维束较少,有的晋纸纤维打浆度达70%,接近机制纸。

魏晋南北朝时造纸术的进步及纸的质量的提高,还可从当时文人咏纸的诗赋中看出。

例如晋人傅咸《纸赋》写道:“夫其为物,厥美可珍。

廉方有则,体洁性真。

含章蕴藻,实好斯文。

取彼之弊,以为己新。

揽之则舒,舍之则卷。

可屈可伸,能幽能显。

”这是说,麻纸由破布做成,但洁白受墨,物美价廉,写成书后可以舒卷。

南朝梁人萧绎《咏纸》诗云:“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

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

”如果说书写材料在汉代还是帛简并用,纸只作为新型材料尚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简,则这种情况在晋代已发生根本变化。

由于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方正的纸,人们就无需再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逐步习惯于用纸书写,最后彻底淘汰了简牍。

东晋末年有的统治者已明令用纸作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一律以纸为之。

例如桓玄(公元369—404年)废晋安帝而自称为帝,改国号为楚,随即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

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考古发掘表明,西晋墓葬或遗址中所出文书虽多用纸,然仍时而有简出土,但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全是用纸了。

过去用简牍书写时是将一片片简用皮条或绳扎起,连成一长串(册),然后再卷成一大捆。

用纸书写时则将一张张纸用浆糊粘接起来,用小木轴卷起成为书卷,这样一卷纸本书就可容下几大捆简册所容之字,轻便实用,从而引起书籍形式的演变。

过去用简册写成的一本书需两个人抬起,现在可以轻松地放在衣袋中随手展卷。

纸在中国社会的普遍使用,有力地促进了书籍文献资料的猛增和科学文化的传播。

反之,科学文化和图书事业的发展又要求造出更多更好的纸。

在雕版印刷术未发明以前,古代书籍都是写本卷子形式。

晋初官府藏书即以万卷计,据魏秘书监荀勗(?—公元289年)所编内府藏书目录,所收四部图书近三万卷。

至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已载6.4万卷。

私人藏书也逐渐多起来,晋人张华迁居时载书30车,同时代的郭泰有书5000卷。

因此梁武帝(公元502—549年)时“四海之内,家有文史”,当然这些书都是用纸写成的。

著述之多引起抄书之风盛行,又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及汉字字体的变迁。

在一片窄而坚硬的简牍上写字,笔锋受书写材料空间及质地所限而不能充分施展。

但改用洁白平滑又柔韧受墨的大张纸上挥毫,情况就根本改观。

晋代能出现像王羲之(公元321—379年)、王献之(公元344—388年)那样杰出的书法家,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纸的普遍使用。

晋以后由汉隶过渡到楷隶,最后形成现在通行的楷书,草书也因而得到发展,汉字字体的变迁也因用纸而引起,因为在纸上可随心所欲地挥毫,没有任何限制。

同样,在纸上作画也会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1964年新疆吐鲁番出土东晋时的纸本人物画(106.5厘米×47厘米),可能由六张纸联成,是现存最早的纸本绘画。

用纸绘制地图早在西汉初已开始,在晋代又获得发展,制图学的进步导致晋人裴秀(公元223—271年)“制图六体”理论的提出。

可以想到,在官私藏品中除大量书籍外,还包括舆图及书法、绘画作品,因而古代将“图籍”或“图书”并称。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用纸抄写经史子集书及公私文件外,佛教、道教的兴起也耗去大量纸。

敦煌石室所出这时期经卷多为佛经。

其所耗纸量可能比抄写非宗教著作还多。

这时南北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官私纸坊,就地取材造纸。

北方以长安(今西安)、洛阳、山西、山东、河北等地为中心,生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

东晋南渡后,江南也发展了造纸生产,今浙江绍兴、安徽南部、建业(今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了南方造纸中心,纸种与北方同。

但浙江嵊县剡〔shan善〕溪沿岸又成为藤纸中心。

由于纸工在生产中积累了先进经验,结果名纸屡现。

除左伯纸外,张永纸也名重一时。

张永为南朝刘宋(公元420—479年)时人,他造的纸为宫廷御用纸所不及。

除本色纸外,还生产各种色纸,除使用单一原料外,有时还将树皮纤维与麻纤维原料混合制浆造纸。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一篇介绍种楮,书中写道:“煮剥卖(树)皮者,虽劳而利大。

(若)自能造纸,其利又多。

”这反映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种楮造纸的情况。

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出土高昌建昌四年(公元558年)墓葬中的《孝经》一卷,其背面补缝用纸即皮纸。

1973年敦煌千佛洞土地庙出土北魏兴安三年(公元454年)写《大悲如来告疏》用纸亦为楮纸。

但现存魏晋南北朝纸本文物中,据我们检验绝大多数仍是麻纸。

古书还提到晋代有一种侧理纸或苔纸。

据后秦人王嘉《拾遗记》称,西晋学者张华《博物志》书成,武帝赐侧理纸万张。

据说此纸乃南方人以水苔造,呈青绿色,又名苔纸。

又因此纸上有纵侧纹理,而水苔又名陟厘,再讹为侧理,更名侧理纸。

我们的模拟实验证明,用水苔不能造出纸,有一种莎草科的苔虽可造纸,但不是水苔。

因而这种纸可能仍以麻纤维为原料,在纸浆中掺入少量鲜水苔,抄成纸后表面呈纵横斜侧的青绿色纹理。

如用发菜代替水苔,则纹理呈黑色,即所谓发笺。

因此所谓侧理纸或苔纸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加工纸,其由来久远。

后来朝鲜李朝(公元1392—1910年)造高丽苔纸或发笺,即根据中国晋代时发展的这种技术制成。

这种技术启发了后来欧洲及日本国造出一系列具有不同彩色添加剂的艺术加工纸。

为了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施胶剂是植物淀粉剂,或刷在纸面上,或掺入纸浆中。

这样处理可使纸增加对水透过性的阻挠能力,将纤维间毛细孔阻死,或改善纸浆悬浮性。

先前西方人认为施胶技术是唐代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开始的,后来日本学者认为始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

但我在1964年的实物化验证明,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写本《律藏初分》纸即用纸内施胶术处理过,这相当于东晋,看来施胶技术可溯至魏晋。

因为后秦白雀元年(公元384年)墓葬物清单用纸表面施以淀粉剂,再经磨光,这是迄今年代最早的施胶纸。

汉代纸一般较厚重,而魏晋南北朝纸比汉纸稍薄,且有明显的帘纹。

从技术上看,晋南北朝时是用类似现今传统方式抄纸的活动帘床纸模抄造的。

这类模具由竹帘及木床架两部分构成,再用两根边柱使二者紧贴在一起,可合可拆。

将二者合起时放纸浆中捞纸,滤水后将竹帘取下并将其上的湿纸置于木板上;再将二者合起重行捞纸,取下竹帘并将湿纸置于上次抄出的湿纸上;如此重复,最后将叠在一起的湿纸压榨去水,再行干燥。

这种可拆卸的抄纸器的优越性在于用同一模具可连续抄造出千万张纸,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捞出的纸紧薄而匀细。

活动帘床抄纸器起于何时,只能从出土实物中作出判断,至迟在魏晋时已普遍使用,看来是在汉代抄纸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种抄纸器在此后1000多年间通行于全世界。

魏晋南北朝时的纸帘用较粗(每根粗2毫米)竹条编成,北方有时用芨芨草杆代替竹条。

抄纸器形状及大小与所要抄造的纸一样。

北宋人苏易简(公元958—996年)《文房四谱·纸谱》云:“晋令诸作纸,大纸〔广〕一尺三分,长一尺八分。

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

”换算后,晋代大纸为31.3厘米×43.4厘米,小纸22.9厘米×33.7厘米。

但我们对出土实物测量后所得尺寸比苏易简所述略有差异。

197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的一张完整纸,幅面为23.4厘米×35.6厘米。

这是晋代时的小纸,但仍比汉纸为大。

我对几十种纸样实测后,得出的结果如下表所示:从上述数据可以知道魏晋南北朝时纸及抄纸器多为长方形,很少见有后世的大幅纸,这种抄纸器由一人操作。

由于纸幅较小,多用于书写,而作画则用大幅纸,故画家这时仍以缣帛为创作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对纸的加工技术也有发展,较重要一项成就是表面涂布技术。

这种技术是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均匀涂刷在纸面,再以石砑〔ya亚〕光。

这样既可增加纸表的白度、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表紧密,吸墨性好。

这种技术在欧洲是由英国人卡明斯(GeorgeCummings)于1764年首次使用的,将铅白、石膏、石灰及水混合后涂刷于纸上。

但研究造纸技术的美国学者亨特(DardHunter)相信“此方法为中国人首先使用”。

中国从何时发展涂布技术的呢?20世纪初奥地利科学家威斯纳(JuliusWisner)对新疆出土南北朝纸化验后发现中国在5—6世纪时已将石膏涂布于纸表。

1973年我化验新疆出土前凉建兴三十六年(公元348年)文书纸及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用纸时发现都是表面涂布纸,于是我们将这种技术又上溯到4世纪,比欧洲早了1400多年。

常用的白色矿物粉有白垩土、石膏、滑石粉、石灰,后来又用瓷土或高岭土等。

涂布方法是将白粉碾细,放入水中成悬浮液,再与淀粉、水共煮(亦可用胶水),用排笔涂施于纸上,因为有刷痕,干燥后还要砑光。

这类纸在显微镜下观察,在纤维间有清晰可见的矿物粉晶粒。

一般情况下,如果纸只一面书写,则作单面涂布,而背面仍是原纸。

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艺是染色。

除增添纸的外观美外,有时还有改善纸性能的实际效果。

最常用的色纸是染黄纸,早在汉代就已开始。

二世纪的刘熙在《释名》中将“潢”字解释为染纸。

魏晋南北朝发展了染潢技术,当时有两种方式,或者先写后潢,或先潢后写。

西晋人陆云《陆士龙集》卷八中收有他给哥哥陆机(公元261—303年)的一封信,其中说:“前集兄文为十二卷,适讫十一(刚完成11卷),当潢之。

”这是先写后潢。

《晋书·刘卞传》载刘汴至洛阳太学应试儒家经典,官吏令他写黄纸一鹿车。

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

”这是先潢后写。

黄纸广泛在公私场合使用,尤其宗教信徒抄写佛经、道教经典多以黄纸。

染黄所用的染料用芸香科落叶乔木黄柏(古时叫黄檗)皮。

东汉炼丹家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中有“若檗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之句。

东晋炼丹家葛洪的《抱朴子》中也提到黄檗染纸。

中国所产黄柏有川黄柏及关黄柏,其干皮呈黄色,味苦,气微香。

经化学分析内含生物碱,主要是小柏碱。

这种生物碱既是染料,又有驱虫防蛀作用。

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也爱用黄纸写字。

用黄纸著书的风习至南北朝时仍继续流行。

用这种黄纸书写有下列考虑:(1)此纸能驱虫防蛀,延长书的寿命,又有书香之气。

(2)黄色不刺眼,可长时间阅读而不伤目。

如有笔误,可用雌黄(As2S3)涂后再写,便于校勘。

所谓“信笔雌黄”即由此而来。

(3)黄色表示庄重,典雅,是五色中的正色。

在敦煌石室写经中有不少这类实物。

除黄纸外,还生产其他各种色纸。

《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应德詹《桓玄伪事》称:“〔桓〕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极精,令速作之。

”又《邺中记》云:“诏书以五色纸,著凤雏口中。

”这里提到的色纸有青、赤、缥、绿、桃花等色纸。

以上内容引自古诗文翻译网。

东晋元兴三年(404),恒玄下令废简用纸,使纸的应用日益推广和普及。

西晋至南北朝是我国造纸业的成长时期。其特点是:造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规模,纸张取代了简牍,成为社会上主要的书写材料。

晋代的文化事业较为发达,读书、抄书、藏书之风日盛。

据记载:晋初(公元289年)有官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有书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梁元帝时(公元552至555年)在江陵有书七万余卷…

至于私人藏书也渐渐地增多。

晋代的郭泰私人藏书五千卷。

张华(公元232至300年)搬一次家,就车载书籍三千乘(辆)。

梁武帝(公元502至549年)时“四境之内,家有文史”。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及其影响》)。

这都是造纸业发达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结果。

因为只有在价廉、适用的纸张能获得充分供应的情况下,才能普及、提高人们的文化知识。当然,这跟造纸工匠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纸张的大量生产与应用,使竹简、木牍、缣帛逐渐缩小“世袭之地”。

由于纸的运笔效果比竹木好得多,书法开始流行起来,王羲之(公元321至378年)和王献之(公元344至488年)都是东晋时代著名的书法家。

相传王羲之做永嘉的太守时,常临池学书,池水尽盤。

后来,北宋的画家米芾(公元1051至1107年)曾写了“墨池”两个大字,立于池侧,作为纪念。

他们写字所用的纸,虽然叫做“布纸”,其实是用废麻布所造,也就是麻纸。

王羲之有一次送给谢安(晋代大官)麻纸九万张,可见那时已能大量生产质量较好的纸张。

纸张普遍应用后,抄书之风流行。保护纸张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纸张除了要受水、火、老鼠等灾害之外,还会遭受“书虫”(又名蠹鱼,即毛衣鱼)的蛀蚀。人们为了与虫害作斗争,发明了保护纸张和书卷的各种办法。

葛洪(公元281至341年)用黄蘗汁浸染麻纸,在此基础上,又发展成把纸进行“入潢”处理的方法。

西晋陆云(公元262至303年),给他哥哥陆机(公元261至301年)写信,要陆机把写文章用的纸进行“入潢”处理,以便保存。

所谓入潢,就是将麻纸放到黄蘗汁中浸一下,立刻取出晾干,这样就得到“黄麻纸”(即黄色的麻纸)。

黄蘗中含有生物碱,主要是小蘗碱(黄连素)可防虫蛀。

此外,所谓雄黄治书法也出现了,这种方法就是把雄黄或雌黄磨成极细的粉末,和以胶料做成“墨锭”那个样子。用的时候把它放在石板上研磨成黄汁,用来涂去黄麻纸上写错的字,另行重写。

黄麻纸能防虫,又有改写错字的辅助方法,从而提高了纸的实用性。东晋末(公元397至418年)安帝的太尉(相当于丞相的官职)桓玄下令说:“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至此士大夫阶级作书和官府的公文都改为用纸了。

东晋桓玄促进了纸张的普及。

如果说,纸在汉代还只是作为新型材料刚刚崛起,还未完全取代简、帛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到了晋朝,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从地下出土物可见,西晋时还是简、纸并用,东晋以后,便几乎全是用纸了。东晋时期的纸张产量与质量已全面提高,但一些人仍维持旧习惯,重要文件多用竹简抄写而不用纸。于是东晋末桓玄于公元404年发布了一项“以纸代简”的令称:“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所以后世的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东晋以后的竹简。

魏晋南北朝时,除用纸抄录经史子集、书写日常公私文件外,由于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佛教、道教兴起,还有不少人抄写宗教经典,这也使得社会上纸的耗费量大大增加。

随着造纸术的进步与推广,我国南北方都建立了官私纸坊。

北方以洛阳、长安以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主要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了南方的造纸中心,也主要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

某种程度上说,晋代能出现像陆机、王羲之、王献之这样优秀的书法家,也得益于这一时期纸张的发展与进步。

从晋朝开始,在今浙江省嵊县南曹娥江上游的剡溪附近,更开创用野生藤皮造纸,一直延续到唐、宋,后来被竹纸所淘汰。我们现在对晋朝藤纸只闻其名,不见其物。

晋代还新增了若干纸的品种,如“侧理纸”(或“苔纸”)、桑根纸、蚕茧纸、藤角纸等,为书法绘画之雅事平添了几分色彩。相传王羲之用“蚕茧纸”,又叫“凝霜纸”,形容纸像白霜一样,又白又细腻。

北齐已经是南北朝晚期了,此时,经过汉魏-南北朝的四五百年的发展,纸已经完全取代了竹简、木牍,成为普遍通行的书写媒介。

当时主流的纸是,以大麻纤维为主制成的纸。纸质地坚韧、洁白、耐水浸,是很好的书写用纸。

北齐当地还有,用楮树皮纤维与麻纤维原料混合制浆造纸。

当时南方还有藤纸、银光纸,但北方不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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