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中的殷本纪有不有文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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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本纪》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出自《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
殷本纪是商朝时期的历史事件记录，距汉武帝时期年代久远，司马迁根据文献依据整理出来的。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约600年时间。
相传商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今河南商丘），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
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号。
其后裔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首都没有再变化过，故又以称“殷朝”或“殷商”。
二十世纪初，王国维通过甲骨研究，佐证了《殷本纪》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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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从《史记》殷商的帝王世系以及现有甲骨文出土文字来看，有些顺序的错误和遗漏，可见司马迁当年也没有确切的可靠的能直接抄录的帝王世系记载，不过当时距离牧野之战少说也是上千年了，而公元前841年之前的所有历史，都是传说而没有确切年代的，在早司马迁几百年的春秋时期，那时的人就感叹对于夏商的人和事就处于不可考状态，孔子就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意思是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夏人后羿的杞国却不足以证明我的话；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殷人后裔的宋国却不足以证明我的话。这都是由于文献保存不足的缘故。如果文献足够的话，我说的就可以得到佐证了。”
我们不清楚之前的历史没有确切记录是统治者不重视不修史还是周朝统治者的有意破坏，总而言之，刚刚经历了焚书坑儒后的年代，书籍的匮乏必然使司马迁的修史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一部记录从五帝到汉武帝时期3千年的史书不过50多万字，无数曾经的豪杰封疆大吏都淹没在历史中没能留下只言片语，就算是曾经的最高统治者也不过留下个名字，那个时代真的太久远了，如果是近几百年的，连皇帝每顿吃的什么都可以查到，这就是史料的极度不平衡，越久远的越失真如同迷雾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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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朝水灾原因？
商王朝统治地区在黄河中下游一段，处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夏天受温暖的来自海洋的季风影响，气候湿润多雨，多刮东南风，冬季受来自西伯利亚的冷气流影响，气候寒冷干燥，多刮西北风。
商朝时期雨季多发生在6月到8月，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雨量变率极大，并且在季风的影响下，雨量多且集中，每年的6月至8月，降水量可占全年的65%到80%，因此极易形成洪灾。
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受自然地理条件以及气候上的影响，频繁发生各类灾害。
在过去的历朝历代由于商代文献几近于无，因此，历史学家们对于殷商时期自然灾害的了解也是少之又少。
这种情况直到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甲骨文发现才最终得到改善。
甲骨文为今人了解商代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我在利用甲骨文资料并结合文献以及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对殷商时期所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了梳理总结，并发现在商代最为频繁发生的就是旱灾，甚至有时还极为严重。
由于商代旱灾的严重性往往让我忽视了其他的自然灾害。
例如，在商代，除了旱灾以外，民众还饱受水患之苦。
殷商时代，商的居地主要在黄河下游，以今之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河北南部为中心，其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境内数十条大河，而在商朝国家“邦畿千里”的冀鲁豫以至苏北、皖北的淮河以北大平原，一遇河水泛滥，便形成严重的水灾，因此，殷人常受到河水的侵袭，这种灾患，在殷墟的甲骨文中也有反映。
如：河弗它我年？卜辞中的“它”表示灾害，意思是说希望河神不要再让河水泛滥成灾，以免给收成带来灾害。
而在盘庚迁殷以后的卜辞中，则有：辛卯卜，大，贞洹引弗其敦邑。
卜辞中的“敦”表示灾害之意，这句卜辞的意思是说，盘庚迁都以后，新建的国都就在安阳西北的洹河边上，殷民们担心洹水终有一天会冲垮国都，因此在7月里占卜，卜辞里面卜问导引洹水是否能淹没国都？此外，从商代奴隶主贵族问卜中也可以窥探出当时是有过洪水的，如：我侑于河女。
这是商人卜问，我行侑求之祭于河神，用女人为献牲吗？，如果没有大洪水的侵扰，是用不着这么隆重的，由此反映出洪水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如此众多的关于卜占水灾的记录，足见河患水灾之事，在商朝是司空见惯的。
下面本文将就殷商时代水患发生的原因作具体阐述：
商王朝统治地区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而殷人活动的地理区域主要N31°~37°50E107°20′~119°20′，至于王畿地区则更为狭小，主要是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整个中原地区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并逐渐趋于平坦，湖泽遍布，河流众多，而中国大陆位于亚欧板块的东部，国境线有一半以上被海洋环绕，因此陆海冷势气流与行星风系的季节性位置所引起的季风性风系变化，使我国的气候具有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
这种季风的特点是，夏季受温暖的来自海洋的季风影响，气候湿润多雨，多刮东南风；冬季受来自西伯利亚的冷气流影响，气候寒冷干燥，多刮西北风。
整个商朝的统治地区恰好在这种典型的季风气候区内。
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商地区，整体的森林和植被的覆盖率较高，所以当时的气候要比我今天更为温暖湿润一些。
根据竺可桢的考古资料研究指出，殷商大多数时间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的河南地区高2℃左右，一月的平均气温比现在约高3~5℃，这一结论从我今天所掌握的卜辞资料当中得到了佐证。
但是尽管如此，在整个的地理大环境下，中国中原地区的这种大陆性季风气候特性还是难以改变。
竺可桢也指出：“此区域以西则被400毫米等雨线所分离。
雨量最高点在7月，冬则异常干燥。
此地全年雨量变迁甚大…
”。
通过我今天所掌握的卜辞得知，雨季多发生在6月至8月，如辛卯卜，大，贞洹引弗敦邑。
七月。
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雨量变率极大，并且在季风的影响下，雨量多且集中，每年的6月至8月，降水量可占全年的65%~80%，因此极易形成洪灾。
竺可桢先生还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雨量变率为35%，而这个标准达到25%时，农作物就会受到损害，如果达到40%，则颗粒无收。
所以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每年的冬春两季总是干燥少雨，多发旱灾，由于长时间的干燥，西北季风随着南移风力逐渐增强，容易形成狂风，并伴随着地上的沙石形成扬尘天气，甚至是沙尘暴，造成风灾；而在夏秋两季则雨量充沛，多发水灾，由于中国大陆西高东低的地势，随着黄河自西向东入海，沿途不断并入其他支流，水位落差加大，到中下游地区时，水流量已十分壮观，商朝先民尽管已有防灾减灾的意识，但受到当时落后的技术手段影响，仍然多次受到水涝灾害的影响。
在中国大陆的中心地带也就是我常常认为的中原地区遍布着河流和湖泊，这些微地貌在不经意间也大大加重了水涝灾害的严重程度。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较大的河流有黄河、洹河、漳水、沁水等等。
这些河流当中，尤其以黄河破坏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危害最重。
黄河上游的数条支流不是经过黄土高原就是在流经了黄土高原的时候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在进入了地势平坦的中原地区以后，河流速度骤减，河流中携带的泥沙沉积于河床上，形成了冲积扇平原。
随着河床的不断抬高，在夏季的雨季来临时，黄河下游地区就容易发生河流决口和改道的现象。
而中原地区遍布各地的河流沼泽蓄水能力有限，又没有有效的退水措施，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水患灾害。
亚热带动植物化石安阳殷墟是商代故都的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
在十九世纪末发现，1920年开始发掘。
经考古发现，安阳殷墟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骨，其中有很多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骨骼残骸，除竹鼠、水獐外，还有貘和水牛、犀牛、野猪甚至野象等动物。
又根据出土的殷墟卜辞中的记载，当时还猎获过鹿、麋、麑（古书上的小鹿）、兕（雌犀牛）、虎、狼、豕、犬、猴、雉等，由此反映出三千多年前的殷墟一带气候于目前迥然不同，远比现在温暖宜人，野生动物种类也远较现在丰富。
犀牛作为一种巨型动物，性喜温热，分为大独角犀、小独角犀和苏门犀三种，而在我国古代这三种犀牛均有分布且分布十分广泛。
据胡厚宣先生研究安阳殷墟的甲骨片中记载，曾有一次猎获犀牛几百头的记录。
[30]由此可见，在近四千年前，河南一带属热带、亚热带气候，森林、草原遍布。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环境的变迁，犀牛的生存区不断缩小，再加上人类的捕杀和犀牛自身较低的繁殖能力（孕期长达400~550天），最终造成它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灭绝。
而在中国古代，野生大象的足迹则踏遍南北方，在距今三、四千年前，河北阳原一带就分布有野象。
胡厚宣先生曾考证的一块甲骨刻文上说：在武丁时代（前1365-1324？），打猎时获得一头象。
竺可桢先生认为在河南安阳殷墟所发现的亚洲象化石是土产的，而非从南方或东南亚产象国引进的。
同时竺可桢先生还认为，河南在古代属豫州境内，这个“豫”的象形字，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殷商时期，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野象很多还经过人工驯养，成为战斗中的重要工具。
亚洲象多生活在潮湿的热带、亚热带森林和草原地区，今天在我国境内，亚洲象只存在于云南省。
那么按照竺可桢先生的推断，商代的统治范围在亚热带地区，有着高温潮湿的气候和大量丰富的降水。
大约到春秋以后，华北地区的野象基本上灭绝，野象群开始向南活动，到了秦岭、淮河一线以南。
麋鹿也称四不像，他曾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大型动物，常与犀牛共生。
因为它的角似鹿而非鹿，蹄似牛而非牛，身似马而非马，尾似驴而非驴，所以才有四不像之称。
麋鹿的化石曾经广泛地分布于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北到辽河平原，南到杭州湾南岸。
据胡厚宣先生对殷墟卜辞的统计，武丁时期，有一次猎获1179头麋鹿的记载，其中一次猎获200头以上的就有两次。
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麋鹿在我国栖息地的变迁以及最终灭绝，除了人类的大规模捕杀以外，主要是由于沼泽地的逐渐消失，使其难以大量繁殖。
麋鹿因为喜欢生活在沼泽、洼淀之中，喜欢以其中的野生植物为食，在古代又被称为“泽兽”。
在我国共存在过三种竹鼠，分别是中华竹鼠、银星竹鼠和大竹鼠，中华竹鼠体型粗壮，毛色呈棕灰色，分布地区最为广泛；银星竹鼠同中华竹鼠体型相似，毛色呈灰褐色，间有白色长毛，分布于闽、桂、滇等省；大竹鼠体型最大，毛色呈黑或棕褐色，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
在历史时期，中华竹鼠的变迁最为明显，我在河南安阳殷墟中所发现的竹鼠遗骨就属于中华竹鼠，由此可见，在三千多年前，竹鼠的分布范围最北可到N36°，今天却生活在N33°以南一带。
竹鼠作为一种亚热带动物，其栖息地的迁移，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巨大变迁，河南一带森林、沼泽、竹林的破坏，以及气候的逐渐寒冷就是有力的证明。
同时，在甲骨卜辞中还记载着河南安阳种稻的时间在阳历的3月，现在河南安阳地区下种要到4月份，比商殷时期整整完了一个月的时间。
黄河中下游地区正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迥然与现在的动植物物种，与此同时一直伴随着殷民的是频频发生的水旱灾害。
据统计，历史上从公元纪年以后的1900多年间，此域内的水旱灾害平均每1.74年就发生一次，这还不包括历史文献记载上的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