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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传的读后感,《杨绛传》读后感——杨绛生平

1911年7月,杨绛先生出生在北平。

杨绛先生出生时,家里已有三个姐姐:寿康,同康,闰康。刚出生的老四,也就是杨绛先生,其父给她取名:季康。

虽然她家里的第四个女儿,杨绛先生反而是最受宠的。就这样她无忧无虑在北平长到6岁。

1917年5月,杨荫杭因调查当时交通部总长贪污巨款的案子,被上级停了职,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让杨荫杭失望透顶,于是在1919年,杨荫杭带着一家老小,回到老家无锡生活。回到无锡之后,杨绛就在家附近的大王庙小学开始上学了,半年后又去了上海的启明女校。

1923年,因为父亲的工作变动,杨绛又去了苏州振华女校,因为她学习进度快,又勤奋,用五年的时间修完的六年的功课,1928年,从振华女性提前毕业了。同年在东吴大学读政治专业。

1931年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吴大学闹学潮闹得厉害,杨绛办理的燕京大学的借读手续,1932年就北上参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考完试她就去清华园看望好友,也就是这次清华园之行,她与钱钟书邂逅,并再度决定到清华园借读。

在清华园中,钱钟书经常给杨绛写信,两个年轻人的心慢慢地靠近了,不过杨绛心里是“紧紧的”,两人认识才几个月而已啊,难道这就是爱情么?虽然她自己是怀疑的,但这并不耽误钱钟书的书信。

不过最终经过她的思虑后,杨绛终于让钱钟书来见自己的父母,就这样,很顺利的,1933年初,两人举行了订婚仪式,1935年7月13日,两个人在苏州结婚。

杨绛与钱钟书

结婚之后,两人马不停蹄地远渡英国牛津,开始了留学生活。在牛津的时间,两人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使得他们减少了思乡之苦,更多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1937年5月,杨绛与钱钟书又迎来了他们的小天使——钱媛的诞生。终于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这个家,越发的甜蜜了。

钱媛小时候

因为牛津课业的结束,1937年8月,他们一家人又从英国牛津抵达法国巴黎,开始在巴黎的留学,他们像海绵吸水一样的学习,直到杨绛收到母亲过世的消息。

其实两个人身在海外,也能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国内的消息,祖国已经在战争中沦陷,战火已经烧到了家乡,那,还有什么理由不回去呢?就这样,1938年,杨绛与钱钟书带着钱媛回国了。

回国途中,钱钟书自香港下船,辗转进云南,去西南联合大学,任外文系教授一职。而杨绛则带着前缘回到上海钱家。

钱家人多屋少,杨绛经常带着钱媛,钱家和父亲家两头跑,直到1941年钱钟书回到上海,杨绛才常驻钱家。

其实杨绛父亲的住处,距离钱家也不算太远,杨绛也时常回去看望父亲。杨绛对于母亲去世时没能见最后一面,颇为愧疚,成为她一生的痛,于是便暗下决心,回来之后一定要好好照顾父亲,常伴父亲左右。所以那时女儿钱媛。也常常陪伴在杨荫杭身边。

1939年秋,受振华校长,季玉先生之托,杨绛出任振华女校校长一职。

1941年时,珍珠港事件后,振华女校也就停办了。

1942年冬天,杨绛开始写剧本,第一个剧本叫《称心如意》。这个故事悬念重生,情节环环相扣,人物性格饱满,所以很快就被导演相中,马上排演,也就是在这时,杨绛开始用了自己的笔名——杨绛。

1943年至1945年,杨绛创作了诸多的剧本,比如《弄假成真》、《游戏人间》、《风趣》等也相继在上海公演。

1945年的春天来了,可对于杨绛来说,寒意并没有消退,反而更冷了,因为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于这个春天在苏州过世,同样的杨绛也没有能陪父亲最后一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杨绛独自在家里簌簌落泪,回忆往事,父母的容颜每每在她眼前出现,都令她疼到窒息,双亲都在这场战争中离她而去,想念父亲,想念母亲,想念曾经无忧无虑的在他们身边的日子,而所有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幸好还有钱钟书在一旁安慰,所有的困难时刻都已经过去,他们将迎来的是新的生活。

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向杨绛先生抛来了橄榄枝,其实杨绛和钱钟书曾有很多次离开大陆的机会,但他们都拒绝了,他们坚持留在这片贫瘠的、被摧残过的土地上,他们之所以坚持留下,是因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是对自己血脉的执着。

1949年5月26日夜上海解放了,随着上海的解放,杨绛一家的生活也随之改变。

1945年8月钱钟书出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一家人也迁至北平。

而杨绛在清华大学做起了兼职教授。

她自称自己是“兼职的散工”,但是教学方面,她却是非常的认真,而且还利用课余的时间翻译了西班牙名著《托美斯河的小拉萨撤》,这个书名被杨绛翻译为《小癞子》。

这本书由上海平民出版社出版,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很多读者的欢迎,多次加印。

而杨绛也是加紧时间进行文学创作,笔耕不辍。

1951年开始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杨绛一改以前不喜参会的风格,系里只要有会,她每会必到,跟大家一起听报告、写大字报,还检讨。

可即使这样做也不管用,还是有学生站出来控诉杨绛“资产阶级思想”,这犹如一声惊雷,也令她不安起来。

甚至当时人民日报上还刊登了女学生控诉杨绛的文章。

或许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也或许是杨绛父母的保佑,没想到此事,后来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杨绛与钱钟书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也就随之搬到了中关园宿舍。房子虽然面积不大,还是平房,也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可这也预示着杨绛一家三口迎来了一段短暂而安稳的日子。杨绛与钱钟书还给新家取了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做“容安居”。

此后的杨绛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到翻译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的工作中去。而这一部著作的第一版,在大修改后已于1956年出版。

同年,又开始了“拔白旗”的运动。10月下旬。文学所外文组的十几个教授要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下乡进行自我改造,杨绛也在其中。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钱钟书也被分配了下去。

下乡其实主要就是干农活,让知识分子们与农民们同吃同住,都是些事务性的工作,杨绛学起来也快,而且她生性善良,从不与人争,和善又会说话,这样自然也赢得了很多老乡们的喜欢。

下乡生活在两个月之后就结束了。而杨绛对于她的下乡评语是非常满意的,上面写的是:“能和农民打成一片”。

回到北京后,杨绛一家三口又过了几年顺利而平淡的日子。

1966年年中,最强的风暴还是来了,那年也是最黑暗的一年,杨绛被冠上“资产阶级毒瘤”的罪名,被迫交出了《堂吉诃德》的全部翻译稿,而且还被剃了个阴阳头。杨绛与钱钟书两人先后被监管,接受改造与批斗,没有工资,存款被冻结,吃穿用度全部被限定了。

到了1969年冬,钱钟书要下干校去锻炼。这次的下干校与之前的下乡不同,这次是要彻底的住过去,不仅仅是人要过去,就连行李、连家都要搬过。全都搬过去,则代表着回日遥遥无期。而此时的钱钟书已经将近60岁了。这样的年纪下干校还是非常辛苦的。

在出发之前,杨绛把所有的裤子、衣服容易磨损的地方都重新加厚了一下,不知何时归来,这样做也是杨绛对于钱钟书深深的爱意了。

钱钟书下干校之后,杨绛又被要求去挖防空洞,日子过得也是极为艰苦。好在杨绛平日生活就与人为善,乐善好施,平日积善,福报也来得及时,此时周围的人给她带来了非常多的关爱以及帮助,才免于更大的辛苦。

到后来杨绛也被要求下干校了,她归属于菜园班,每日就是去田里除草劳动。队长对杨绛也很是照顾,分配任务时就分得少,真正活的时候,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对杨绛也很是敬重,诸如除草的事情,都主动承担了大部分,还对杨绛说:我们会留几根“毛毛”,你做做样子就好了。

钱钟书下干校之后也受了很多的苦,但在他干的活儿,也算是受到了优待。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去取报纸、信件,然后回到连里分发,有时钱锺书去邮局会路过菜园子,就和杨绛见一面。两人经常能在菜园相会,虽然说不了几句话就要分开,只是三言两语,但经常彼此能见面已经是很好了,杨绛心里也非常的满足。

在干校时,环境确实非常的艰苦,但杨绛能吃苦,意志也非常坚定,更有着“即来之,则安之”地平和,虽然那时更多的都是事务性的工作,不能写作,但她却时时刻刻在观察着生活,并将某些片段凝聚于心,后来又创作了《干校六记》,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生活环境,也体现出杨绛泰然的心态。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就像是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花朵,虽然很是艰难,但是却一点一滴的向着微弱的光,蓬勃的向上发展。

终于在1972年3月,他们回京了。回去之后的日子,一开始和钱媛挤在北师大的宿舍里,到12月的时候,搬去了北师大的小红楼居住。

1974年,文学所提供了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当时,很多文学所和外文所的年轻人们帮他们收拾屋子,担心暖气不够,还装上了炉子,拿来了好几车的蜂窝煤放在楼道外,这下子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房子不大,但是有两壁铁书架,两张行军床,而且距离文学所的图书资料是非常的近,所以他们非常的满足。

在这里居住期间,钱钟书还参与完成了《毛主席诗词》的英译工作,而杨绛则重新翻译完了全部的《堂吉诃德》。

原本杨绛以为就要在这个办公室里终老了。到了1977年,学部的办事员突然又给了杨绛一串钥匙,让杨绛到三里河国务院新盖的宿舍去看房子。就这样他们又迁进了新房子。

新房子客厅宽敞明亮,临窗摆着两个书桌,还有三间屋子。对此他们非常开心,终于安定下来了。

杨绛、钱钟书、钱媛

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柯德》终于出版了。这部书前后经历了二十年,二十年的风云变幻,手稿几近遗失,最后被找回、重新翻译实属不易。就在同年,杨绛还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为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同志还将中译本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赠送给了贵宾。

《堂吉诃德》作为文革结束后不久的文化产品,不仅仅是杨绛二十年的心血,也确实给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乐趣,更是得到了整个时代的肯定。

《堂吉诃德》出版后引起了西班牙政府的重视,当时有三任西班牙驻华大使都要求杨绛出访西班牙,直到第3次邀请杨绛才答应。1983年,杨绛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出访西班牙。

1986年,为了表彰杨绛的翻译工作对于西班牙文化传播的贡献,西班牙政府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这之后的一些年,杨绛一家三口又过上了平淡而顺利的生活,直到1994年。

1994年,钱钟书住院了,这一住就是四年,都是杨绛在无微不至的照顾。

1995年,钱媛也开始咳嗽,起初并没有在意,直到后来发展得严重,去医院做核磁共振才发现,她的腰椎骨已经被结核菌严重的破坏了。住院两个多月之后又被诊断为肺癌晚期。虽然她一直尝试瞒着杨绛,但是心细而敏感的杨绛,怎又会没有体察呢?

终于在1997年春,钱媛就这样,留下钱钟书和杨绛自己独自去了。

为了不打击钱钟书,杨绛始终对于钱媛的逝去避而不谈。

她瞒了钱钟书很久,只是到最后,瞒不住了,才一点点地告诉他。而钱钟书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么?或许,也是只坚强的挺着,不想让杨绛更难过吧。

1998年年末时,钱钟书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杨绛还没有赶到床前,钱钟书就自己合了眼。杨绛伸手去拉钱钟书的手,钱钟书的手还是温热的。就这样杨绛又送走了钱钟书。

钱钟书与女儿的离世对杨绛而言,就像是掏空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她无处可逃也不能逃,因为她要留在人间,尽她的责任,做钱钟书没有处理完的事情。

经过杨绛的努力,随后共整理出钱钟书留下的外文笔记178册,总共34,000页,中文笔记有3万多页,日记有23册,2000多页加起来一共有40多卷。

为了更好的面对亲人离世,去解答自己心中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的疑问,杨绛读了《柏拉图对话录》,从中选择了《斐多篇》进行翻译。而后她又因思念女儿写了《我们仨》,2007年8月又出版了散文集《走在人生边上》。2014年8月又出版了中篇小说《洗澡之后》。

2016年5月25日,终于杨绛先生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和钱钟书、钱媛团聚去了。

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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