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7月，杨绛先生出生在北平。
杨绛先生出生时，家里已有三个姐姐：寿康，同康，闰康。刚出生的老四，也就是杨绛先生，其父给她取名：季康。
虽然她家里的第四个女儿，杨绛先生反而是最受宠的。就这样她无忧无虑在北平长到6岁。
1917年5月，杨荫杭因调查当时交通部总长贪污巨款的案子，被上级停了职，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让杨荫杭失望透顶，于是在1919年，杨荫杭带着一家老小，回到老家无锡生活。回到无锡之后，杨绛就在家附近的大王庙小学开始上学了，半年后又去了上海的启明女校。
1923年，因为父亲的工作变动，杨绛又去了苏州振华女校，因为她学习进度快，又勤奋，用五年的时间修完的六年的功课，1928年，从振华女性提前毕业了。同年在东吴大学读政治专业。
1931年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吴大学闹学潮闹得厉害，杨绛办理的燕京大学的借读手续，1932年就北上参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考完试她就去清华园看望好友，也就是这次清华园之行，她与钱钟书邂逅，并再度决定到清华园借读。
在清华园中，钱钟书经常给杨绛写信，两个年轻人的心慢慢地靠近了，不过杨绛心里是“紧紧的”，两人认识才几个月而已啊，难道这就是爱情么？虽然她自己是怀疑的，但这并不耽误钱钟书的书信。
不过最终经过她的思虑后，杨绛终于让钱钟书来见自己的父母，就这样，很顺利的，1933年初，两人举行了订婚仪式，1935年7月13日，两个人在苏州结婚。
杨绛与钱钟书
结婚之后，两人马不停蹄地远渡英国牛津，开始了留学生活。在牛津的时间，两人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使得他们减少了思乡之苦，更多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1937年5月，杨绛与钱钟书又迎来了他们的小天使——钱媛的诞生。终于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这个家，越发的甜蜜了。
钱媛小时候
因为牛津课业的结束，1937年8月，他们一家人又从英国牛津抵达法国巴黎，开始在巴黎的留学，他们像海绵吸水一样的学习，直到杨绛收到母亲过世的消息。
其实两个人身在海外，也能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国内的消息，祖国已经在战争中沦陷，战火已经烧到了家乡，那，还有什么理由不回去呢？就这样，1938年，杨绛与钱钟书带着钱媛回国了。
回国途中，钱钟书自香港下船，辗转进云南，去西南联合大学，任外文系教授一职。而杨绛则带着前缘回到上海钱家。
钱家人多屋少，杨绛经常带着钱媛，钱家和父亲家两头跑，直到1941年钱钟书回到上海，杨绛才常驻钱家。
其实杨绛父亲的住处，距离钱家也不算太远，杨绛也时常回去看望父亲。杨绛对于母亲去世时没能见最后一面，颇为愧疚，成为她一生的痛，于是便暗下决心，回来之后一定要好好照顾父亲，常伴父亲左右。所以那时女儿钱媛。也常常陪伴在杨荫杭身边。
1939年秋，受振华校长，季玉先生之托，杨绛出任振华女校校长一职。
1941年时，珍珠港事件后，振华女校也就停办了。
1942年冬天，杨绛开始写剧本，第一个剧本叫《称心如意》。这个故事悬念重生，情节环环相扣，人物性格饱满，所以很快就被导演相中，马上排演，也就是在这时，杨绛开始用了自己的笔名——杨绛。
1943年至1945年，杨绛创作了诸多的剧本，比如《弄假成真》、《游戏人间》、《风趣》等也相继在上海公演。
1945年的春天来了，可对于杨绛来说，寒意并没有消退，反而更冷了，因为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于这个春天在苏州过世，同样的杨绛也没有能陪父亲最后一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杨绛独自在家里簌簌落泪，回忆往事，父母的容颜每每在她眼前出现，都令她疼到窒息，双亲都在这场战争中离她而去，想念父亲，想念母亲，想念曾经无忧无虑的在他们身边的日子，而所有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幸好还有钱钟书在一旁安慰，所有的困难时刻都已经过去，他们将迎来的是新的生活。
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向杨绛先生抛来了橄榄枝，其实杨绛和钱钟书曾有很多次离开大陆的机会，但他们都拒绝了，他们坚持留在这片贫瘠的、被摧残过的土地上，他们之所以坚持留下，是因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是对自己血脉的执着。
1949年5月26日夜上海解放了，随着上海的解放，杨绛一家的生活也随之改变。
1945年8月钱钟书出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一家人也迁至北平。
而杨绛在清华大学做起了兼职教授。
她自称自己是“兼职的散工”，但是教学方面，她却是非常的认真，而且还利用课余的时间翻译了西班牙名著《托美斯河的小拉萨撤》，这个书名被杨绛翻译为《小癞子》。
这本书由上海平民出版社出版，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很多读者的欢迎，多次加印。
而杨绛也是加紧时间进行文学创作，笔耕不辍。
1951年开始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杨绛一改以前不喜参会的风格，系里只要有会，她每会必到，跟大家一起听报告、写大字报，还检讨。
可即使这样做也不管用，还是有学生站出来控诉杨绛“资产阶级思想”，这犹如一声惊雷，也令她不安起来。
甚至当时人民日报上还刊登了女学生控诉杨绛的文章。
或许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也或许是杨绛父母的保佑，没想到此事，后来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杨绛与钱钟书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也就随之搬到了中关园宿舍。房子虽然面积不大，还是平房，也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可这也预示着杨绛一家三口迎来了一段短暂而安稳的日子。杨绛与钱钟书还给新家取了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做“容安居”。
此后的杨绛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到翻译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的工作中去。而这一部著作的第一版，在大修改后已于1956年出版。
同年，又开始了“拔白旗”的运动。10月下旬。文学所外文组的十几个教授要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下乡进行自我改造，杨绛也在其中。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钱钟书也被分配了下去。
下乡其实主要就是干农活，让知识分子们与农民们同吃同住，都是些事务性的工作，杨绛学起来也快，而且她生性善良，从不与人争，和善又会说话，这样自然也赢得了很多老乡们的喜欢。
下乡生活在两个月之后就结束了。而杨绛对于她的下乡评语是非常满意的，上面写的是：“能和农民打成一片”。
回到北京后，杨绛一家三口又过了几年顺利而平淡的日子。
1966年年中，最强的风暴还是来了，那年也是最黑暗的一年，杨绛被冠上“资产阶级毒瘤”的罪名，被迫交出了《堂吉诃德》的全部翻译稿，而且还被剃了个阴阳头。杨绛与钱钟书两人先后被监管，接受改造与批斗，没有工资，存款被冻结，吃穿用度全部被限定了。
到了1969年冬，钱钟书要下干校去锻炼。这次的下干校与之前的下乡不同，这次是要彻底的住过去，不仅仅是人要过去，就连行李、连家都要搬过。全都搬过去，则代表着回日遥遥无期。而此时的钱钟书已经将近60岁了。这样的年纪下干校还是非常辛苦的。
在出发之前，杨绛把所有的裤子、衣服容易磨损的地方都重新加厚了一下，不知何时归来，这样做也是杨绛对于钱钟书深深的爱意了。
钱钟书下干校之后，杨绛又被要求去挖防空洞，日子过得也是极为艰苦。好在杨绛平日生活就与人为善，乐善好施，平日积善，福报也来得及时，此时周围的人给她带来了非常多的关爱以及帮助，才免于更大的辛苦。
到后来杨绛也被要求下干校了，她归属于菜园班，每日就是去田里除草劳动。队长对杨绛也很是照顾，分配任务时就分得少，真正活的时候，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对杨绛也很是敬重，诸如除草的事情，都主动承担了大部分，还对杨绛说：我们会留几根“毛毛”，你做做样子就好了。
钱钟书下干校之后也受了很多的苦，但在他干的活儿，也算是受到了优待。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去取报纸、信件，然后回到连里分发，有时钱锺书去邮局会路过菜园子，就和杨绛见一面。两人经常能在菜园相会，虽然说不了几句话就要分开，只是三言两语，但经常彼此能见面已经是很好了，杨绛心里也非常的满足。
在干校时，环境确实非常的艰苦，但杨绛能吃苦，意志也非常坚定，更有着“即来之，则安之”地平和，虽然那时更多的都是事务性的工作，不能写作，但她却时时刻刻在观察着生活，并将某些片段凝聚于心，后来又创作了《干校六记》，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生活环境，也体现出杨绛泰然的心态。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就像是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花朵，虽然很是艰难，但是却一点一滴的向着微弱的光，蓬勃的向上发展。
终于在1972年3月，他们回京了。回去之后的日子，一开始和钱媛挤在北师大的宿舍里，到12月的时候，搬去了北师大的小红楼居住。
1974年，文学所提供了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当时，很多文学所和外文所的年轻人们帮他们收拾屋子，担心暖气不够，还装上了炉子，拿来了好几车的蜂窝煤放在楼道外，这下子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房子不大，但是有两壁铁书架，两张行军床，而且距离文学所的图书资料是非常的近，所以他们非常的满足。
在这里居住期间，钱钟书还参与完成了《毛主席诗词》的英译工作，而杨绛则重新翻译完了全部的《堂吉诃德》。
原本杨绛以为就要在这个办公室里终老了。到了1977年，学部的办事员突然又给了杨绛一串钥匙，让杨绛到三里河国务院新盖的宿舍去看房子。就这样他们又迁进了新房子。
新房子客厅宽敞明亮，临窗摆着两个书桌，还有三间屋子。对此他们非常开心，终于安定下来了。
杨绛、钱钟书、钱媛
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柯德》终于出版了。这部书前后经历了二十年，二十年的风云变幻，手稿几近遗失，最后被找回、重新翻译实属不易。就在同年，杨绛还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为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同志还将中译本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赠送给了贵宾。
《堂吉诃德》作为文革结束后不久的文化产品，不仅仅是杨绛二十年的心血，也确实给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乐趣，更是得到了整个时代的肯定。
《堂吉诃德》出版后引起了西班牙政府的重视，当时有三任西班牙驻华大使都要求杨绛出访西班牙，直到第3次邀请杨绛才答应。1983年，杨绛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出访西班牙。
1986年，为了表彰杨绛的翻译工作对于西班牙文化传播的贡献，西班牙政府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这之后的一些年，杨绛一家三口又过上了平淡而顺利的生活，直到1994年。
1994年，钱钟书住院了，这一住就是四年，都是杨绛在无微不至的照顾。
1995年，钱媛也开始咳嗽，起初并没有在意，直到后来发展得严重，去医院做核磁共振才发现，她的腰椎骨已经被结核菌严重的破坏了。住院两个多月之后又被诊断为肺癌晚期。虽然她一直尝试瞒着杨绛，但是心细而敏感的杨绛，怎又会没有体察呢？
终于在1997年春，钱媛就这样，留下钱钟书和杨绛自己独自去了。
为了不打击钱钟书，杨绛始终对于钱媛的逝去避而不谈。
她瞒了钱钟书很久，只是到最后，瞒不住了，才一点点地告诉他。而钱钟书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么？或许，也是只坚强的挺着，不想让杨绛更难过吧。
1998年年末时，钱钟书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杨绛还没有赶到床前，钱钟书就自己合了眼。杨绛伸手去拉钱钟书的手，钱钟书的手还是温热的。就这样杨绛又送走了钱钟书。
钱钟书与女儿的离世对杨绛而言，就像是掏空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她无处可逃也不能逃，因为她要留在人间，尽她的责任，做钱钟书没有处理完的事情。
经过杨绛的努力，随后共整理出钱钟书留下的外文笔记178册，总共34,000页，中文笔记有3万多页，日记有23册，2000多页加起来一共有40多卷。
为了更好的面对亲人离世，去解答自己心中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的疑问，杨绛读了《柏拉图对话录》，从中选择了《斐多篇》进行翻译。而后她又因思念女儿写了《我们仨》，2007年8月又出版了散文集《走在人生边上》。2014年8月又出版了中篇小说《洗澡之后》。
2016年5月25日，终于杨绛先生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和钱钟书、钱媛团聚去了。
我们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