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历史其实远远不只是汉人的历史，而必须是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
2. 当原先居住在华北的上古时期的汉语祖先人群，沿着汉水到达长江，并且入乡问俗，向当地的土著询问如何称呼长江时，当地人回答他们说，它叫krong。这个词在孟-高棉语里的意思就是大河流，南下的汉语祖先人群把它误解为长江的专名，用“江”这个汉字来记录krong的发音。
上古汉语里是存在着诸如kr-、pl-等双声母的，也就是字头辅音包含两个辅音的元素。
“江”字就是以kr-为首辅音的双声母字，所以正好用它来记录外来名词krong的读音。
汉语里的“江”就这样变成长江的专名。
只是到后来，它变得可兼指流入长江的大支流，再转义为可以泛指一般大河流的普通名词；而它的读音则从最先的krong演变为kjang，而后随16或者17世纪的汉语新产生出j-、q-、x-三个辅音，最终演变为今天普通话里的jiang。
“江”从土语中泛指大河流转义为汉语中对一条大河流的专称，与到达南美的欧洲人把印第安语里泛指大河的普通名词“密西西比”误解为今天密西西比河的专名，道理完全相同。
另外据文献记载，中国南方当时有人称死亡为“札”，孟-高棉语就把“死”叫作chad。
而“札”在古汉语里是一个带尾辅音-t的收声字，所以用来记录chad的读音也正好。
可见孟-高棉语人群在上古中国的南部呈大面积分布的状态。
3. 这一批晚亚洲人当然没有全体止步在中国的西南一角。其中折向东偏北继续前行者，在今天华中地区发展成说苗、瑶语的各支人群，是今天湖北、湖南地区苗族、瑶族等人群的祖先。而从继续朝着大体上正北的方向前行的那部分群体里，最终分化出占今天中国人口90%之多的最大民族，也就是汉族的祖先人群。
4.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往返于公元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行商，就能大概领略上述那种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一个最常见的来自西方的商人，他在家里说的应该是粟特语；在他曾到访过的佛教寺院里，经文可能是混合梵语的，而日常用语则是吐火罗语；如果他的行程是往南抵达和田，他或许需要用和田塞语从事交流；如果他在那里遭遇来自南边的劫掠，他就必须说吐蕃语以求从对方手中解脱，或者祈求被说汉语的军队解救；他甚至会突然碰到一名买卖羊群的说现代波斯语的犹太商人；如果他看清了正在转变的风向，他还会让他的儿子花点时间学习回鹘语——一个重要的突厥语部族的语言。
这个部族将在公元9世纪君临塔里木，变成下一个支配该地的民族和语言群体。
5.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初叶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铭文记录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
6. 荀子说，战国时候的秦，“威动海内，必将危害中国”；韩非说，中国的君主们都知道，南方的越国越是富强，对中国就越不利。从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包含秦和越两国。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处于今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秦国和处于今天浙江省地区的越国，还不算在中国的范围之内。
7. “中国”的最后那两层含义，就是一个统一帝国的全部版图，以及这个帝国内部的汉文明所覆盖的地区，这两层含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
8. 所以中国的扩大，既是诸夏或者华夏逐渐拓展它的生存空间的过程，更是中国超越华夏的生存空间，变成一个“大中国”的过程。
9. 面对南部中国多山、多树丛，沼泽、河流到处泛滥无常的自然环境，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原始农业人群，只能以很小的人口规模，分别长期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小块地域里。在那些地方，河里有鱼类和蚌类，丛林里有野菜、水果、鸟禽，生活资源相对丰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间，却极不容易。
而在华北的黄土地带，包括西部的黄土高原、东部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情况就正好相反。
黄土地易于开垦，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源又相对匮乏，迫使那里的原始人群必须、也较容易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也就极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内部，以及各人群之间社会互动的程度。
所以，与远古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华北地区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技术发展得更早，也发展得更快。
10. 华北的史前文化最终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文明，最重要的牵引力不外以下几点：一是不同人群间的交流互动的增强，二是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技术的发展，三是产品分配和财富积累方式的改变。
11. 孙吴的国都，一开始在今天的武汉，后来搬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统治基础安放在南部中国的华夏国家，它为华夏文化在南方的扩展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
12. 渗透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向华夏社会渗透的长期过程中，北族上层统治者有充分与反复的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与位于汉地之外的他们的原居地，以及原住地之上的亲缘群落日渐疏远，甚至断绝了联系。
13. 历史变迁过程往往把连续性夹缠在变迁之中。因此对历史进行分期的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做到把它像刀切斧断那样截然分解为两段。我们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寻找某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来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这样的标志，出现在1200年代，甚至可以更准确地说，它们出现在1206年。
这一年在中国的南方，以及在北方的蒙古草原上，分别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
在南宋，由专权的宰相韩侂胄主导的“开禧北伐”正式实施。
在大漠南北，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上各个主要部落，建立了大蒙古国(蒙语叫作Yeke Mongqol Ulus)，自称成吉思汗。
南宋的北伐迅速以全线溃败收场，韩侂胄被南宋朝廷杀死，他的人头被送到金朝，以表达南宋向金谢罪的诚意。
另一方面，蒙古铁骑此后不久就大举南下，最终并非重演过去那样由北向南的统一，而是开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对东西部中国进行整合的宏伟过程。
14.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西北中国，“经络系统”周围的“肌肉组织”长期发育不良，甚至根本没有发育出来。因此中央政府一旦撤走，它在当地统治过的痕迹便很快湮灭。这与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对被征服的波斯、中亚等地带来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影响，根本无法比拟。
由此可知，建立在军事弹压和经济吸引力基础上的对羁縻地区的象征性统治，与朝廷在郡县地区实施的基于主权的治理，其性质和力度都大不一样。
15. 中国形成与发育的时空节奏变迁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四五万年前开始到公元前2000年，这是一个漫长的“从南到北”的历史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3世纪初，大约有3000年时间，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的晚期，是中国“从北到南”发展的历史阶段；这里介绍得最少的是第三个阶段，即“从东往西”的阶段，也就是1200年之后，中国决定性地超越汉文明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从而转化为一个多民族的“大中国”的阶段。
16. 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因素有长期、中期和短期因素。长期因素就是大自然，一个文化人群他们所生存的这种地理空间，实际上决定了他们如何去生存。
17. 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是诞生在黄河流域，但是我们的农耕聚落却并不是在大河的干道上，而是在黄河、长江的支流上，在支流的弯曲、润泽之处，比如渭河流域。黄土高原的地形是一层层的台地，离水最近的地方有一层，略远一点、略高一点又有一层，最高的那就到了黄土高原上了。
18. 年年如此，人们的经验就会逐渐丰富，劳作手段会逐渐提高，于是粮食就慢慢变多。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组织生产最自然的单位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
19. 在中国上古时代，掌握了时令变化规律的人，就掌握了权力。
20. 上面我们说的是这种宗教、迷信的力量，它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的人进行集体活动，进行共同的祭祀、文化交流，这客观上促进了共同体的诞生。
21.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些殷商人不愿意种地，就开始做买卖。村里边来了摇拨浪鼓的，是谁来了？殷商遗民来了，就是做买卖的人来了。久而久之，“商人”这个称号就成了做买卖的人的专用称号。这是学者们的推测。由此可见，商人的文化气质跟周人是很不相同的。
22. 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困境的表现，商朝跟周边人群越打，关系越紧张，它虽然很强大，但大家却都怕它、厌恶它。
正是这种战争造成的死亡，导致殷商的鬼神观念特别强烈，所以就用新鬼去防旧鬼。
我们当然可以从殷商文化习俗的角度去看它，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带有的那种历史的色彩。
像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这本书里边就说，青铜器物上的饕餮文带有狞厉之美。
狰狞的美，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困境在精神上的表现形式。
23. “天下”这个词，出现于西周的中早期。
它的宗旨就是要相信上天，当然“天命”也是如此。
“天下观念”就是包容所有。
我们在前面讲过，周文王联合诸多的弱小族群，开始走“包抄”路线。
这样一种联合，就是“天下”。
“天下观念”是一个空间观念，用现代语言意译，就是举目望去只要有人类的地方、有人群的地方，我们都要用“天下”来概括。
24. 实际上在《老子》和《管子》里面都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看世界要“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你看家里的问题，就要以家为尺度；你看国的事情，就要以国为尺度；你看世界、看天下就要以天下为尺度。而不是拿着一把尺子量到底，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不合适。
25. 西周文明是我们华夏，也就是中国后来精神传统的根源。它吸收了很多前代的文化，产生了一种文化系统，而这个文化系统后来被儒家坚持，然后就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大家可以去看看，四书五经的成书年代，没有一个不是周代。
26. 封建制最终孵化出了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这就是封建制最大的成功之处。
27. 婚姻在周代社会生活当中，实际上起着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它联合着不同的族姓，这是婚姻的责任。所以说，中国的第一部诗歌集子，第一首诗，就是说婚恋。
28. 历史就是由无数的偶然与必然组成的。不改造文化，就有很多的必然性，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
29. 20世纪70年代在山东银雀山出土了《孙子兵法》，其中有一篇叫《吴问》篇。
吴王问孙武子：“你预测将来晋国谁能够最后得势？”孙武子回答：“韩、赵、魏。
”为什么是韩、赵、魏呢？因为其他家族对民众比较抠门。
比如，按照过去的算法，“六十步见方”是一亩，那么韩、赵、魏在租赁给大家土地的时候，规定一亩地交10斤地租，但在实际收税的时候，租给你一亩地收你10斤粮食，现在租给你三亩地，也只收你10斤，民众当然就得到好处了。
当那些诸侯在虐待民众时，有些大夫之家开始邀买人心。
这些大夫之家用这种方式让民众支持他们，韩、赵、魏得势应该说是必然的。
30. 商鞅变法的时候实行户籍制。
商鞅规定，家里面如果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成年了，但还不分家，那就收双倍的税。
按照秦国商鞅变法的理想状态，百姓必须是五口之家。
我们要注意，五口之家属于一个政治概念。
《孟子》里面说“七口之家”“八口之家”，《周礼》里面也说“七口之家”“八口之家”。
在过去，一个正常的家庭有老人，有孩子，多养几个孩子，七八口人、六七口人是很常见的。
而五口之家则是政府对小民的期望，以此构成一个纳税单位。
政府要扩展税源，战争要花钱，所以一方面用土地刺激人们的战争热情，另一方面要让民众积极纳税。
不是说把土地给了你以后，你就在自己的土地上称王、不纳税了。
为了保证这一点，政府就要对家庭进行干涉。
它的基本逻辑就是，如果兄弟两个成年后不分家，那就收双倍的税，这样的话，百姓只好分家。
五口之家后来就变成了政治经济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就是变法干预人民生活的一个例子。
31. 什么叫合纵连横呢？《韩非子·五蠹》篇里边说“合众弱以攻一强”，这就是合纵；“事一强以攻众弱”，这就是连横。我们中国是东西为横，南北为纵。所谓“合纵”，实际上就是夹在中间的这些弱国，合起来对付秦，有的时候，也对付一下齐，对付一下楚。
32. 所谓的大一统的中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大”，是疆域的大；所谓的“一”，是文化上的统一；所谓的“统”，是自上而下有着紧密的结构。
33. 中国为什么老是改朝换代？因为在这个体制中，皇权是皇帝个人的私产，它同时又代表着国家的公共意志。
作为公共意志，它享有着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作为皇帝的私产，它可以任意处分。
所以皇权在古代帝国，它具有双重合法性；正因为它拥有的双重合法性，使得人们没有办法去矫正皇权的错误；为了矫正这种错误，只有从外部机制上摧毁皇权，彻底摧毁帝国，重建一个新的皇权，才能矫正过去皇帝造下的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老是改朝换代的原因。
34. 除了击碎所有人的安全感之外，秦的崩溃还因为它堵上了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秦，它全面管控社会。任何人如果要想获得认可，获得富贵，都需要在政权体制内活动。也就是说，秦把每个人上升的通道都堵死了。
35. 我们应该知道，秦所谓的法治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正，而是为了维护君主的强权。我们要理解，法治的前提是立法的公正，而秦的立法本身，并不是为了每一个老百姓，而是为了维护皇帝对于国家的控制。
36. 学习历史，是我们用当下的眼光去看待过去，而获得的知识，将是面向未来的启示。所以历史并不只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问，历史还是一门关于未来的学问。
37.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总结明代的政治得失时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说封建制度、封邦建国的这种“联邦”制度，它的缺点在于国家权力过于分散，无法整合，无法统一；而“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郡县制的这种不合理因素，在于国家权力过于集中，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38. 秦朝建国的时候，中国境内是36个郡。到秦朝灭亡的时候，有学者认为，秦已经增长到了48个郡。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是这个数字，因为秦人尚六，他们喜欢6或者是6的倍数，所以36个郡是一个和6相关的数字，48个郡仍然是一个和6相关的数字。
39. 所以两千年的中国，儒学之所以能长久保持独尊，成为每一个人的信仰，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选官系统和儒生们的教育系统绑在了一起。
40. 那么跟着君主和皇帝学习，叫作什么呢？这就叫作宦。而跟着皇帝和君主学习的人就被称为宦官。
41. 古代所谓的“郎”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所谓的“新郎”，就是刚刚担任郎官的年轻人，把丈夫比喻成新郎，是一种赞美，更是一种吉祥的说法。
所谓的“新郎”就意味着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所以今天我们把丈夫叫作新郎，它的历史渊源正是汉代官吏选拔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而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正是我们的先民探索国家治理和人才选拔的一种合理的尝试。
42. 我们知道后来的道教——道教萌芽于东汉末年，而道教的很多用语其实就来自汉代的文书——有一些咒语会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这三句话就是汉代文书一般结尾的格套。
“太上老君”是这个文书的颁发人。
“急急”表示这个文书它传递的速度，汉代的文书有“急”和“急急”来标志这个文书的不同等级。
“如律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除了文书所描绘的内容外，其他文书没有描绘的按照律令来执行。
43. 这场河西之战，为后世留下了两大闪光点，值得后人追记。
一大闪光点是作为匈奴人世世代代居住的焉支山、祁连山被收入了汉朝的版图；另外一大闪光点是，年轻小将霍去病，不带辎重，不带粮草，以轻骑兵闪电战快速突击的方式，给予匈奴人沉重的打击。
我们知道，匈奴人是善于用骑兵的，而汉人是善于用步兵的，霍去病对骑兵的使用，使得我们汉人第一次用匈奴人的打法，打垮了匈奴人。
44. 历史是一面镜子，明了历史的人会变得聪明，而想让别人变得不够聪明，那就让他不了解历史，或者告诉他被扭曲的历史。可是，尽管要愚化他，让他不了解历史，还要编一套说辞来给予回应。这就是汉代政治中的这种政治伦理。
45. 我们读历史，无法改变现状；更重要的是，我们读历史，无法杜绝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灾难、变乱再一次产生。然而我们读历史，知道古人的兴亡成败后，能够从历史当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知道如何把一个乱世拨回正轨。
46. 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长的分裂时期。在此之后，我们才能确认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也是魏晋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47. 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构成了东汉中期以后政治上反复出现的恶性循环。
48.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49. 西晋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事、征辟等方式凝聚起来的利益共同体，加上魏晋之际玄学与清谈的崛起，这些士大夫除了政治利益之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与认同。
西晋政权的核心都是司马氏家族最为熟悉的姻亲和世交，没有任何起自孤寒的新鲜血液。
这种政治基础的狭隘化，实际上是西晋开国之初就显得暮气深重的重要原因。
50. 汉代有一句著名的俗语叫作“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意思是说关中、陇右一带因为民风彪悍，盛产名将和勇士；关东地区则文化繁荣，汉代的宰相多是出自关东。说明汉代人其实是以“东”和“西”来划分地理和文化的。
51.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陆上交通除了南道、中道、北道这三条道路，还出现了一条很重要的道路，有的学者把它称为“青海道”。
它的来源是什么呢？源于吐谷浑排挤诸羌，占据了今天青海附近的地域。
南北朝的时候，一个主要的特点是南北对立、南北分治，所以东晋南朝就要经过吐谷浑，来和西域以及漠北的柔然联系，这样慢慢地就发展出了一条青海道，这条道的走向大致和河西走廊平行。
青海道的出现和发展，还有北道的征辟，对东西方的陆路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助益。
在这些道路沿线，人们发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遗存，反映了当时陆路交流的繁盛。
52. 从西宁往北，从达坂山口和著名的扁都山翻越祁连山，就进入了河西走廊，也就是中外交通的大通道。
东晋著名的高僧法显，西行求法，走的路线有一段跟这条非常相近，甚至重合，那就是从长安经兰州到西宁，再北上翻越达坂山到达张掖的这一段。
我们知道这条路非常有意思，可以说四通八达，沿着岷江而下，甚至可以到达成都!这一条西宁到成都的路线，是南朝通西域的重要路线。
如果我们发现南朝有来自西方的物品，那么很有可能是通过青海道传进来的。
53. 所以说中国古代都城之选择，必然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的：一个就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地位；还有一个就是战略焦点。
54. 隋朝维系整个东亚国际秩序，靠的是朝贡体制。
那个年代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观念，但是它有朝贡体制，讲究的是你对我的服从。
你来给我进贡，就相当于我们之间构建了一种藩主与从属的关系，所以朝贡机制是中国古代外交的核心之所在。
可是在整个朝贡机制当中有一个缺口，就是高句丽。
高句丽的民族性格桀骜不驯，而且有很强的自尊心。
高句丽对隋朝就不进行这种恭敬的所谓“进贡”，所以对于患有严重强迫症的隋炀帝来说，这个高句丽的缺环让他耿耿于怀，觉得这是对他“国际权威地位”的一种挑战。
55. 原因就在于我们农业民族的这种内敛性。农业民族不是没有领土的扩张，但是农业民族的领土的扩张，只限于对适耕地区，只限于自己的政治权力能够到达的地方。
56. 什么叫“租庸调”呢？“租”就是田租，也就是说按亩纳粟；“庸”指的是力役，也就是每年要无偿地替政府服役若干时日。
比方说，隋朝曾经规定每年服役一个月，就是30天，后来又减为20天。
第三个，就是“调”，指的是互调。
也就是说纳土产税，你要随乡土所产而纳——看你本地有什么样的东西。
租庸调就是国家总的一个税收方式，它的基础就是均田制。
57. 北魏均田制之所以能够成功，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国家掌握了改革的资源。
他说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抛荒田，这是战乱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
当时中原萧条，千里无烟，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
国家掌握了这些无主的田地后，用均田制来分配给农民。
也就是说，国家首先得掌握改革的资源，这样改革才有希望成功。
58. 改革和革命不一样，革命是损害一个阶级的利益，满足另一个阶级的需求，而改革要尽可能地实现多方面的共赢。
59. 改革成功的第三个要素，就是绝对不能引发执行者队伍的抵触。也就是说改革需要“干部队伍”，而这个干部队伍对改革本身不能有抵触的情绪。
60. 一个时代如果阶级固化，尤其是当年轻人和底层人士失去了上升的机会和希望的时候，这个国家距离动乱也就不远了。所以说维持社会的流动性，维持一定的阶级升降的窗口，对于政治实体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61. 一个给人希望的制度，可以说永远是一个好的制度。
62. 唐朝前后期文学家的地域分布还能体现出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转移的迹象。
比方说在唐朝的前期和唐朝的中期，我们统计著名诗人的籍贯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黄河中下游著名诗人非常多，除此之外，长江下游，尤其是长江的太湖流域、长三角等这一带，著名的诗人也不少。
但是发展到宋代，这个分布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北方著名诗人的数量明显减少，南方的数量明显增加。
而且这个增加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仅是长江下游了，长江的中游，甚至上游也大量地出现了杰出的诗人、文学家、词作家。
甚至于在唐代被视为文化蛮荒地带的，比方说福建、广东等地，到了宋代，它们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们也能看出，唐朝诗歌的繁荣兴盛，与经济基础的变化是有关联的。
经济和文化永远是互为表里的，这是文化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
63.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而农业民族是有惰性的。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战乱，我们会锻炼出勇猛、善战、尚武的一代人来；但是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以后，农业民族的那种具有惰性的社会生活，会腐蚀掉尚武的精神。
64. 武则天对于中低级官员，对于庶族地主的提拔，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
65.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我们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并不兴旺。
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古以来的历代王朝——虽然不是全部，执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
一方面，是商业需求并不旺盛；另一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都是用骆驼等运输工具来进行运输，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费效比极低。
古代的陆路运输费效比极低，所以有一句老话叫作“百里不运粮，千里不运草”，那意思就是说，运送这些体积大、重量大、单位价值又比较低的东西的话，陆路运输是得不偿失的。
66. 汉代丝绸之路上输入的香菜、大蒜、石榴、核桃、葡萄，还有辽代以后进入中国的西瓜，明清时期进入中国的苹果，等等，这些都是外来的水果。
67. 胡人在中国除了是经商的主力，对于最高层来说，他们也是一个维系“万邦来朝”繁华景象的符号。
68. 精神教化固然可以涤清社会，政治权力则可实实在在拯救民生。
69.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并发展到动摇国家安全的地步，除去种种间接因素，一定有两大因素在直接发生作用：一是当地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二是朝廷和当地的贪官、庸官、污吏在帮忙。
70. 我们在敦煌壁画中发现，吐蕃占据敦煌之后，敦煌壁画中凡是吐蕃时期绘制的，颜色都发青绿色，与此前的壁画的颜色相比，就变得比较单一化了。
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敦煌当时通往内地的商贸之路已经断了，很多原本可以从内地输入的颜料没有供应了，因此当地的画师只能使用敦煌当地生产的这个矿石颜料来进行绘制，这就导致了色调的单一化。
71. 吐蕃占据时期，敦煌地区敦煌文书硬笔字增多了。
所谓的硬笔就是用木杆或者是芦苇秆做的笔。
那么为什么不用毛笔呢？也不是说没有毛笔，吐蕃占据时期就仍然有很多毛笔字，但是毛笔字的数量在减少，而硬笔的书法在增多。
据推测，一个重要的缘故，恐怕就是毛笔的笔管需要竹子，而敦煌本地是不生产竹子的。
吐蕃在青藏高原上，也不可能有竹子，这就造成敦煌地区与内地的贸易中断了之后，竹子输入不进来了，所以就不得不采取替代的方式，用所谓的硬笔来进行书写。
所以在吐蕃占据期间，敦煌文书中硬笔书法作品的数量明显增加。
72.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个现象，宠信宦官往往是一个王朝中期后期的现象，开国君主极少有人信赖宦官。那些成长于深宫之中的皇子，对宦官且不说多么亲近，起码并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正常。
73. 唐朝有所谓南衙北司之城，北司指的是在北边宫城里服务的宦官的机构，南衙指的是在宫城南部以及皇城之内的宰相官衙。所以外朝大臣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我们称之为南衙北司之争。
74. 经济中心的南移和政治重心的东移都决定了长安再也不可能成为首都。
75. 唐代的朋党以贵族为主，专注于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
76. 因为政治中心有时候不见得跟着经济中心走，但是文化中心总是能跟着经济中心进行转移的。
77. 朱元璋对市场、商业、金融都不感兴趣。
他建立的王朝，好像也不需要发达的商品经济，因为政府的税收主要靠农业税，而且税率很低，只有5%左右，税收的总额也不多，大约是宋朝的三分之一。
这点税够不够用？够，因为明王朝给官员发的薪水比较低，七品县令的月薪是7.5石大米，大约1000多斤的样子；衙门的公办用品，比如桌椅、笔墨、纸张，都向民间无偿征收；国家要修个城墙、建个水利工程什么的，也是征用劳务，不用发薪酬。
78. 历史上高俅确有其人，原是苏东坡的书童，后来苏东坡将他推荐给好朋友、驸马王诜，因此有了机会结识端王。发迹后，对苏家一直挺感恩的。
79. 比如唐朝有“悲田养病坊”，是收留流浪乞丐与孤寡老人的组织，但唐代的“悲田养病坊”基本上是佛教寺庙设立的，日常也由僧人主持、管理，“悲田”的名字即出自佛教，当然，政府也会拨款协助。现在日本一些寺庙还设有悲田院，应该就是唐朝传过去的制度。
80. 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接近一亿贯，是汉代的七八倍、唐代的五六倍、明代的三四倍。
81. 宋朝有别于其他王朝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非常重视经济建设，工商业很繁华，在财政收入结构中，工商税与官营企业的营利性收入首次超过了农业税，占70%以上。
82. 比如写“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写“爱莲说”的周敦颐，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以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当过征收盐税、商征、酒税的经济官。政府积极开发矿产、经营企业、开拓市场，将征税的重点从农业税转移到工商税上。
83. 宋朝的财政开支非常庞大，养兵需要钱，政府购买物资需要钱，国家雇用劳动力需要钱，发展社会福利也需要钱。
如果仅靠传统的农业税，是不足以维持的，政府必须将征税的重点转到非农业税上。
为此，宋政府需要积极开发矿业，大力发展工商业，发行纸币与金融证券，鼓励海外贸易，成立官办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