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名著》。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十二
诸位读《史记》，首先该读《史记》的自序，第二要看《史记》的目录。这些都约略讲了。此外我再举出几个另外的观点。第一，《史记》虽为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和他父亲虽都是汉朝的历史官，但《史记》并不是一部官史，而是一部私史。
即是说《史记》乃私家的著作，而非政府衙门里照例要写的东西。换句话讲，这在当时是「百家言」，非「王官学」。太史公学孔子《春秋》，孔子自己正讲过：「《春秋》，天子之事也。」
此本不应由私家写，而孔子竟以私家身份来写了，所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天要来辨太史公《史记》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举几个简单的例来说。太史公自序上就说：
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
这明明说此书是「一家之言」了，明见不是部官书。又说：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所以要「藏之名山」，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师长安，易得识者和传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后世有圣人君子更渺茫。
不像我们现在，书没写好，就要流传，一出版就有人来买来看。这是观念上不同。而太史公报任少卿书里，还有两句更重要的话说：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重要。太史公父亲看重道家言，道家就侧重讲这个天道。
而太史公则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讲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间的这个分际何在？而在人事中则还要「通古今之变」，怎么从古代直变到近代，中间应有个血脉贯通。
此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极深明的历史哲学。西方人讲历史哲学乃是一套哲学，只把历史来讲。若说中国人也有历史哲学，应该不是一套哲学，而仍是一番历史，只是从历史里透出一套思想来。
即如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才真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此后太史公《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写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
在太史公自序里只说：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此两句话十二个字，其实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国的学术分野，一个是王官之学，就是六经；一个则是百家之言。在六经中也就有各种讲法，如《春秋》有公羊、谷梁、《左传》。
他着《史记》，要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以前整个学术之各部门，要来辨其异同，编排起来，而从此中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是此处十二个字与上引十个字，见解工夫究有不同。
只是他说要「成一家之言」，则两处一样，并无异说。可见太史公著书，在当时，还是一种子学，并未曾有一种史学。直要到太史公身后，纔有史学出现。故太史公为学，实是极守旧，而却是极开新的。这一层，尤该我们今天十分注意。
十三
其次要讨论他的书名称太史公书。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谓「成一家之言」的。而后人称之为《史记》。这是后起的名字，只是一个普通的史官记载之名。现在要讲「太史公」三字，这更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司马迁的父亲做汉代的史官，司马迁书里就称之为「太史公」；而《史记》里有许多司马迁自己的言论，开头也便说「太史公曰」，则司马迁又自称太史公。此三个字究该怎解呢？《史记》集解引如湻说：
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这应是一很高的官。待汉宣帝后，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这是如湻的说法。但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里，只有「太史令」，无「太史公」。
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说它位在丞相之上呢？但我们又怎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据了宣帝以后的官制呢？而且如湻的话根据卫宏，而卫宏是东汉时人，那么这问题还该细探，不该如此便解决。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里说：
向者朴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
可见太史公自己也说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决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着说：
朴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若位在丞相之上，则决不和卜祝并举。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谈又说：
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后又记：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
可见司马迁父子当时是做的「太史令」，决没有错。但因司马迁尊称他父亲，故改称「太史公」；后来他写《史记》也便自称「太史公」，而其书即称太史公书。
但为何司马迁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称「太史公」呢？有人说这是他的外甥杨恽称他的，也有人说是东方朔看他书时所增的。我想这些话都不可靠。他在自序里已称太史公书可证。
但他报任少卿书开头就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云云。那时的司马迁已经不做太史令，而为武帝之中书令。一开头便称「太史公」三字，这正是他对其父之尊称。而他自己之著书立说，则为其父之「牛马走」而已。
现在再复述一遍。太史公自己的文章报任少卿书，明云「厕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证据。
《史记》上究竟是「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呢？抑为「太史公」呢？则又要追究到《史记》的版本问题上去。至于像「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九字，此是司马迁之自称其父为「太史公」，决非当时一官位。
然而我还有一讲法，讲到书的背面，字的夹缝里去。所以考据之学有时很有趣味，很撩人。诸位当知，卫宏、如湻所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为何如此般信口胡说？在我认为那是卫宏、如湻误以当时司马迁充当了「中书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
他报任少卿书是一篇千古难读的好文章，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中曾提到他读懂了这文章。我今也敢说，我也读懂了这一篇文章。那文章难在一时捉不到要领。
我试约略叙说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汉武帝生他气，但爱他之才，并不愿意杀他。定了他死罪，还可自赎。但太史公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既没有钱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免死，就是受腐刑。
这事在太史公心里最难过。但他结果自请受腐刑，把他生命保全了，主要是为他的书没有写完。所以他在这文章里，特别讲到受了宫刑不算人，来道出他为何不自杀，只为了要写完他这一部《史记》。
而汉武帝则特别爱重他，因他受了宫刑，遂得派他做中书令，即是当时的内廷秘书长。他朋友任少卿认为他既为武帝最亲信的秘书长，应可帮任少卿讲话。而司马迁之意，他下半辈子的生命，则专为写一部《史记》，再不愿意管其他事，讲其他话。
直从他为李陵事述起，来请他朋友原谅。至于赎死罪，只几十两黄金便得，而司马迁家里竟就拿不出此几十两黄金。而那时朝廷贵人家里千金万金的多的是。这篇文章意气运转，非熟读不易晓。
至于卫宏、如湻所说，则正是司马迁做中书令时的情形。若说「天下计书先上中书令，后上丞相」，那是不错了。而那时的中书令则正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做。若说当时一个秘书长的地位还在丞相之上，这也未尝不可如此讲。
或许卫宏、如湻弄错了，把「中书令」误会到「太史公」。若如我这般讲，讲出了卫宏、如湻因何而错，才可以说考据到了十分准确的地位。因此我们就证明汉代并无「太史公」这一个官。这样我就对《史记》的大槪情形讲完了。
十四
我想再讲一些关于《史记》的文章。当然我们读《史记》，主要在了解他的事情，不在读他的文章。而好多大文章，又是在言外的。如我所举孔子世家、项羽本纪之类，此皆有甚深意义可寻。
但下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崇尚骈文，便都看重班固汉书，不看重太史公《史记》。直要到宋代以后，才看重《史记》更在汉书之上。明代归有光就是用功《史记》的。
清代方望溪承之。有一部归方评点《史记》，为清代桐城派所重视。直到曾国藩，始主再把汉书骈体来补充进《史记》散体中。至于班固汉书批评《史记》，说其文「善序事理」，「辩而不华，直而不野」，「文质相称」，「良史之才」，此是以史书的眼光来作批评，和归、方、桐城派以文学眼光来作批评不同。
但我还是主张以大著作的眼光，该以其成为一家之言的眼光来作批评，当更可看出《史记》文章之高妙。总之，太史公不仅是中国千古一大史学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学家。
他的文章除《史记》以外，就只有《报任少卿书》一篇，此外都不传了。好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