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非常火爆的电视剧《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里面描写的中国古代贵族生活起居与贵族大家庭中的那些情爱争斗。通过看这部电视连续剧，宋朝的的生活环境、经贸、人文、军事等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和电视剧里一样那么美轮美奂？经过多方的史料查找，详细了解下写下此文。
盛家六姑娘明兰（赵丽颖饰）从小聪颖貌美，却遭遇嫡母不慈，姐妹难缠，父亲不重视，生母被害去世的困境。
她藏起聪慧，掩埋锋芒，忍辱负重逆境成长，在万般打压之下依然自立自强，终历尽艰难为母报仇。
在这一过程中，明兰结识了宁远侯府二公子顾廷烨（冯绍峰饰）。
顾廷烨帮过明兰，也刻薄过明兰，他见过明兰软糯表皮下的聪慧锐利，也见过她刚强性格中的脆弱孤单，对她早已倾心。
朝廷风云变幻，在顾廷烨的拥戴下，赵家旁支宗室子弟被立为太子，顾廷烨拿着勤王诏书，大破反贼，而后拥立新帝，成为新朝第一功臣，略施巧计娶了明兰为妻。
明兰婚后管家业、整侯府、铲奸佞、除宵小，夫妻二人解除误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最终明兰与丈夫一同协助明君巩固政权，二人也收获了美满的人生（电视剧简介）。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每个人都有一个像穿越的时代，不知道你是否也想穿越回宋朝，一起去品茶、写词、谈古论今；或是行侠仗义，吃酒、吃肉好不洒脱。
官宦贵族在吃茶点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不仅证明了宋代不贫，而且很富有，使得宋代在很多历史叙述中开始“脱贫”了。但军事上的“弱”，由于诸多战败事实的存在，似乎成了翻不了的铁案。
不计历史影像依旧模糊的三代，自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也已经够长，但仔细盘点盘点，其中能确立相对长期安定秩序的统一王朝，还真不多。
苏辙说，三代以下“能一天下者四君”，分别指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
再加上苏辙没机会看到的明、清两代，也无非汉、唐、宋、明、清五朝。
而宋代夹在这个序列里面，又似乎多少有点尴尬。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相对窄小的疆域和不足称道的武功，都使得宋代和其他几朝相比，显得格局褊狭、气象暗弱。
宋朝立国两次，又两次被游牧民族的铁骑摧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仅有。
尤其是靖康之变，二帝北狩，在严别夷夏之防的传统思维中，更是奇耻大辱。
于是王夫之用“孤秦陋宋”之类简明扼要的文字对宋代作了定评，此后的历史叙述中，便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积贫积弱”作为概括宋代整体特征的首选词汇。
甚至有人描绘宋代的人格形象，应该是“哭哭啼啼”的，对辽战争失败、对夏战争失败、对金战争失败、对蒙战争失败，轻则丧师辱国，失地纳币，重则宗庙颠覆，神器易主，可不得哭哭啼啼吗？总之一个字：弱！即便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王国维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这些权威学者对于宋代文化的高度评价，都不足以取代因军事失败而铸就的宋代形象。
民间文学中杨家将故事和岳飞事迹的流传，好像也是特意用来反讽宋代军政的萎靡。
打球的宋朝军官
果真如此吗？有好事者经过统计，意外地发现，宋代对外战争的得胜率居然超过唐代！更有不少军事史研究著作已经注意到宋代兵种的齐全与协调作战能力的强大，与素来宋代军事力量薄弱的通见并不匹配。或许这些零零碎碎的论据尚不足以改变人们的成见，促使人们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宋代军事史。
《经略幽燕》的副标题叫“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拓边西北》的副题则是“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
不用多说，光看副标题，读者也能明白这两部书的具体研究范围与旨趣所在。
《经略幽燕》引入战略分析视角，试图将宋辽战争作为整合军事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古代案例，在方法论上极富创新和启示性意义，而经过细微入里的研究，又往往得出具有颠覆性的结论。
作战的宋朝军队
以往检讨宋代军事失败的论著，不管具体持论如何，都会有意无意将矛头指向宋初的几个立国政策，从中寻找宋代军事灾难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最躲不过后世史家口诛笔伐的，是“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先南后北”三大国策。
强干弱枝造成边防军事力量薄弱，重文轻武使得军事人才匮乏，先南后北则错失收复燕云的良机。
这些长期以来占据宋代军事史研究主流话语权的论说，看起来颇有理据，其实根本经不起历史细节的推敲。
那么宋朝“积贫积弱”的帽子从何而来？其实，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和“积弱”。
20世纪50年代末先师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
宋朝百姓的清贫生活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积贫积弱”说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
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延续到南宋，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
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与魏晋隋唐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难以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水浒英雄也是官逼民反
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
对于前者，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元所能比拟。
而对于后者虽有质疑者，但未能得到充分解释。
我以为，战争具有防御和进攻两种基本形式，宋朝战争失败主要是发生在主动进攻战上，而从防御战来看，则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
那么宋人为什么能打防御战而不能打进攻战呢？这大致有四个原因：一是由于中唐以来兵制变革、选官制度变革，军功集团从历史舞台上退出，那种通过军功受爵的世风被科举取士所取代，因而宋朝必然缺乏汉唐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
二是宋朝自太宗朝以后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崇文抑武”不等于“重文轻武”，自仁宗以后宋朝国防开支要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所以并没有轻武，而“抑武”确实是宋的国策，抑制武将专权，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
三是宋朝实行募兵制，人们当兵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争取军功的动力。
四是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丧失了可供驯养军马的草原，难以组建骑兵部队。
宋军将领
可见，宋朝的“积弱”是多种综合因素形成的。
进入21世纪，国际上开始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地位，这也使得国内学者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目前，宋代经济革命说、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散见于各类宋史论著。可预见的是，宋代历史的形象仍将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也是宋代历史的魅力。
一、下层百姓每天的收入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一个朝代的基本生活水平。他们一般每天有多少收入呢?
一位勤劳的青年妇女在乡间打零工，每天可以挣钱数十文，多不过100文，以此来养活婆婆和自己。
宋人生活水平及宋钱币值，是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一。
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和坐标，在从事其他经济史研究涉及资金、费用等问题时，就有了比较的基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与否，也会有直接具体的判断。
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这里在研究宋代物价基础上，具体从钱数角度对此再做探讨，考察主要用金钱衡量的宋人生活水平。
《清明上河图》进京管道情景
北宋后期，张耒提到洛阳西部山区山民的生活状况时，写诗道：“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
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
”大概是一天收入100文左右。
四川嘉州渔民黄甲，自祖父以来，世代以捕鱼为业。
南宋前期，“家于江上，每日与其妻子棹小舟，往来数里间，网罟所得，仅足以给食”。
“极不过日得百钱。
”每天一般不超过100文(铁钱)。
南宋中期，三峡地区的长江渔民中，“老父家住逢家洲，无田可种渔为舟。
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
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
朝飧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
每天的收入，最多也不过100文，全家尚吃不上饱饭。
北宋中期的吕南公记载：“淮西达佣，传者逸其名氏。
佣不习书，未尝知仁义礼乐之说，翳茨为居，与物无竞，力能以所工，曰致百钱，以给炊烹。
或时得羡于常，则尽推赢易酒肉以归。
”淮西这位以打零工养家的佣者，靠出卖劳动力，每天平均约可得钱100文，有时挣钱多于日常，便将多出的部分打酒买肉，与妻儿宴饮欢歌，十分潇洒。
洪迈载，都昌县农妇吴氏丧夫无子，独自养活“老且病目”的婆婆，“为乡邻纺缉、漧濯、缝补、炊爨、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
一位勤劳的青年妇女在乡间打零工，每天可以挣钱数十文，多不过100文，以此来养活婆婆和自己。
以上足见，100文及数十文是乡村下层百姓普遍的每天收入。
不过一家一般不会只有一个人有工作挣钱的能力，所以一般会高于100文。
《清明上河图》中的商贸船队
北宋时，沧州有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
在城镇卖水果的利润收入是每天数十文。
庆元初，江东饶州市民鲁四公，开了一家小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
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
日均收入200文以下。
南宋时，“吴中甲乙两细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
吴中即平江府有专门靠卖活黄鳝为生者，每天可得300文，但过的仍是贫穷的生活。
这是南宋时期城市的情况，每天收入最多不过300文，因为城市消费水平较高，所以与前者一样，都只能维持贫困的生活水平。
史实表明，在城市开店铺者，不一定就不是穷人。
我们还见到以下两例，可以进一步证明：元祐末，安丰县娼女曹三香得了“恶疾”，“拯疗不痊，贫甚，为客邸以自给。
”一位“贫甚”的病妇，开了家旅店以自给。
淳熙年间，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妻每相与愁叹”。
这家小茶馆收入很少，养活不了一家人。
《清明上河图》中的市井集市
李昭玘曾指出：“贩妇贩夫，陆拾枣栗，水捉螺蠯，足皲指秃，暴露风雨，罄其力，不过一钧之举；计其价，仅足一日之食。
”他的论断可以概括以上论述：一般而言，下层百姓每天辛勤劳动的收入，仅够一天的生活费用。
淳熙年间，临海县令彭仲刚在谕俗文中也指出：“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奕饮酒，以快一时，一有不继，立见饥冻。
”一般也是每天收入100文。
二、一般居民住房
住房面积是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首先了解农村居民的住房情况。
北宋前期，颍昌阳翟县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
”这位有家小的隐士，住房仅两间。
宋宁宗时，宗室赵汝鐩有《田家叹》诗云：“破屋三间结草扉，柴根煨火阉家围。
此生能得几年活，薄命连遭两岁饥。
肠久鸣雷惟淡粥，体虽起粟尚单衣。
晚来稚子总欢喜，报道小姑挑菜归。
”这户穷人有3间草屋。
绍兴年间，两浙兰溪“有铁之工家，窭甚，视其庐，蓬茨穿漏，隘不踰五十弓，仅灶而床焉。
”与妻儿3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狭小的破屋中。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周必大回吉州省亲，见为其外祖父守坟的盛四七已去世，“惟一女在，破屋半间而已。
”半间破屋，当属最低生存标准了。
以上个案虽然典型，应是一般情况的代表，却不具统计意义。
《清明上河图》沿桥商铺与河对岸的居民住房
再来看官方统一设置的民房标准。
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在江淮州县组织流民建庄屯田，规定每5顷为1庄，每庄盖草屋15间，“每一家给两间”。
其余5间用于存放粮食。
乾道五年(1169年)，楚州募民营田，“每一家用草屋二间，两牛用草屋一间”。
每家给草房2间半。
乾道八年(1172)，朝廷在合肥等地组织屯田，“率户屋二间”。
淳熙十年(1183年)，朝廷在湖北募民耕佃荒地，“仍佃户每家官给草屋三间，内住屋二间，牛屋一间”。
说明2间半到3间住房是一般农户的最低标准。
大体上说，宋代底层农户的住房面积是3间左右。
所谓“茅屋三间围短篱”，当是其住宅的基本状况。
城市普通居民住房面积，一般而言比农民狭小。
宋仁宗时，富弼在京东安置河北流民居住时，根据当地城乡居民拥有住房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按主户户等分摊的办法：
一，州县坊郭等人户，虽有房屋人，缘见是出赁与人户居住，难得空闲屋室。今逐等合那□房屋间数如后：第一等五间，第二等三间，第三等两间，第四等、五等一间。
一，乡村人户，甚有空闲房屋，易得小可屋。合逐等合那口间数如后：第一等七间，第二等五间，第三等三间，第四等、五等两间。右各请体认。
宋朝东京汴梁城内的住宅
由此透露出的信息是：一，城市住房面积小于农村；二，户等越高的主户，房子越多；三，城市多房户皆出租，农村多空闲；四，按自家最少居住2间计，加上官方要求腾出的房间数，则城市第五等户最少有3间房，农村第五等户最少有4间房。这是京东路的情况，大概也可以代表北方地区的一般情况。
与此相比，南宋时期东南地区城镇居民的住房面积小一些，当与东南地区人口密集，多于北方有关。
乾道时，温州曾两日内连续发生火灾，知州的灾情报告提供了有关数据：“烧过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间约计六百二十余间”，每家约平均1．6间；“烧一十五家，计二十间，并系茅屋”，每家约平均1．3间；“烧过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瓦屋相间约计一千一百七十余间”，每家约平均1．7间；“五十六家，计草屋一百四十二间”，每家约平均2．5间。
“今两日所烧，共一千一百八十五家，茅、[瓦?]屋相间计一千九百五十余间，寺观四所。
”每家约平均1．6间，可以认作是温州州城居民的户均住房面积。
再看一例个案：居住在鄱阳城中的医生赵三郎中，“虽操术不高，亦颇自足。
”庆元初，“有财产及居屋两间”。
一位小康生活水平的医生，在州城中也不过只有两间住房。
三、官员士人住房
高官贵族的住房，多是深潭大宅，是普通百姓难以相比的。
首先要考察的，是朝廷赐给官僚贵族的住宅面积。
宋太祖平定后蜀前，即“诏有司于右掖门外，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以待昶，供帐悉备”。
孟昶被俘虏到开封后，即将这套500间的豪华住宅赐给他居住。
宋仁宗朝初期，垂帘听政的皇太后赐给位至使相的张耆一座甲第，建筑面积达700间：“章献太后微时尝寓其家，耆事之甚谨。
及太后预政，宠遇最厚，赐第尚书省西，凡七百楹。
”这是假公济私的特例。
熙宁七年(1074年)，资政殿学士、吏部侍郎、亳州知州邵亢卒，因为他是宋神宗藩邸时的旧臣，皇帝予以优赠，并“即其乡造宅五十间赐之”。
宋神宗曾打算给他的舅舅、护国军节度使、司徒兼中书令、太一宫使曹佾，在京城南“筑三百楹第”，被坚决谢绝了。
绍圣元年(1094年)，诏令户部以系官房屋100间，赐故嗣濮王宗晖本位居住。
建炎三年(1129年)，枢密郑某死，宋高宗“特赐田十顷，居室五十间，以抚其孤”。
《清明上河图》中的大家别院
再看朝廷借给死亡官员家属临时居住的房屋数量。
朝廷规定：“文武官身亡，应借官舍者：曾任执政官，五十间；大中大夫以上，四十间；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三十间。
”实际上也是这样执行的，如熙宁八年(1075)，“诏任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死，许借空闲官宅居止，毋过三十楹，服阕还官。
”高级军官的家眷的临时住房是30间。
绍兴七年(1137年)，兵部尚书吕祉被敌人杀害后，朝廷借给其家属官屋40间居住；绍兴九年(1139年)，四川宣抚使吴玠去世，朝廷借给其家属官屋50间居住。
从这些具体例子可以推知，宋代中高级官员、贵族的住房面积，一般大约在30间到100间之间，特殊者至700间。如果加上庭院、花园等，占地面积自然更大。绍熙年间有官员指出，“都城之民，安居惮徙。宗戚营缮浸广，每建一第，撤民居数百，咨怨者多”。一座大宅院，就是数百户平民住宅的面积。
贵族生活的侍女丫鬟服侍“主人”
自然情况下一般社会上层的住宅面积，更具代表性。
宋仁宗朝后期，曾任宰相的杜衍退休在南京，“衍清介不殖私产，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
居住面积虽达数十间，但对于一位退休宰相来说是不相称的。
大观年间，著名文人李躊在许州长社定居，建造了30间规模的住宅，苏辙在专门为其作的诗中云：“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
李君虽贫足图史，旋凿明窗安净几。
”一位清贫的文人，也能建筑30间房产。
退居在许州的苏辙，于当年也几乎罄尽积蓄，决意盖房：“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我老不自量，筑室盈百间。
旧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
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
”100余间的住宅，满足了他晚年最终的心愿，也耗尽了毕生钱财。
毕仲游也在70岁时决意退休，经营归宿：“已令儿子于颍阳所在旧屋之外，增盖二十余间小屋，约三四月之间，复丐宫祠以归，庶得专一调养。
”仅增建的房屋就有20多间，原有“旧屋”的数量，当不会少于此数。
陆游有诗透露了自己的住房面积：“曩得京口俸，始卜湖边居。
屋财十许间，岁久亦倍初。
執花过百本，啸咏已有余。
犹愧先楚公，终身无屋庐。
”时年41岁的陆游，购置的住房显然是私产，靠着官俸由起初的10余间扩大到20余间或30间左右。
与其父不置房产相比，陆游已感到惭愧了。
他尚未扩建时的房屋情况，在其诗中也有描述：“敝庐虽陋甚，鄙性颇所宜。
欹倾十许间，草覆实半之。
”说明最初建造的10多间房屋中，一半还是草房。
宋宁宗时期，萧穆林致仕后，“辞朝归薮，草屋八九间，方宅十余亩”。
大概还不如陆游。
南宋中期，金华县“因进纳补受官”的修职郎、县尉朱熙绩，“系极等上户，居屋三百余间”。
规模庞大，显然是大财主的庄园，是其财大气粗的体现。
绍定三年(1230年)，宗室、曾任郎官、通判的婺源人赵汝盥，家住县城北边5里的汤郊，“结屋三间曰山堂，自为之记。
其余为亭趾十余而已”。
以上可见，除了原本家底丰厚的官员外，其余官员多是中年以后才经营永久住宅，而且既有此举，规模都比较可观，有10间左右的，但多在20间以上。
给官员送礼的人们
另一方面，艰难条件下或不治房产的官员士人，住房则与一般老百姓相差无几。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昌化军后，地方官有意刁难，不准他租房，只好“买地筑室……为屋三间。
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
居住3间房屋，是流放官员的最低限度。
元符二年(1099年)，苏辙被流放到广东循州，也遭到地方官的刁难，“虽僧庐、道室，法皆不许人。
”便买了一套10间的民居：“裒橐中之余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间。
”北宋后期，四川达州人乐君，以教学为生，“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
……家贫甚，不自经理。
有一妻二儿，一跛婢。
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以其二处诸生，而妻子居其一。
”5口人共3间草房，实际上只住一间，另二间被用做教室了。
北宋后期的蔡駜居士，只有住房3间：“结茅汝上只三间，种稻城西仅一廛。
”陈傅良的叔祖温州人陈绎，宋孝宗时去世，“旧屋才三间，后二子合为数十间于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
一家的房产是3间，后来的数十间是子女家族聚居。
杨万里的父亲出身贫穷，一‘尝作小茅屋三间’而未有门扉，干元卿求一扉。
元卿以绝句送至，云：‘三间茅屋独家村，风雨萧萧可断魂’。
”也是草房3间。
永嘉有位处士叫何傅，“所居墓林巷，城中最深僻处也。
前二岁，余数过焉，草木稀疏而不荣，败屋才三间”。
只有3间破房子。
乾道年间，张孝祥给陈姓小官员赠诗云：“陈子居城东，茅屋三四间，下有五亩园，灌畦泐清湾。
”这位官员的住房是三四间草屋。
南宋后期，曾任权吏部侍郎的孙梦观，只有破屋数间：“其居败屋数间，布衣蔬食，而重名节云。
”南宋后期，官至朝奉大夫的罗某，“止有田三数顷，老屋二间，仕五十年，未曾治第殖产。
”有300多亩土地却只有房子2间，显然是不相称的，原因是在外游宦且不喜欢“治第”。
这些事例说明，一般士人的住房多在3间左右，与普通百姓相同。
贵族生活缩影
宋朝的商贸之路
宋朝西北陆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经营困难，所以对外贸易都较之历代进取，其可说得上是当时世界外贸最发达的国家，宋商也成为历史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
宋朝初定，对外交往便进入频繁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对外交往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一些国家，宋朝的商贸所得，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在当时，宋都汴梁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
与日本、高丽、大食等50多个地区贸易。宋太宗专门派人“前往南海诸番国”，以类似特许通行证的“空名诏书”的发放来招引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宋高宗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宋朝的国际形势
朝廷国策、民间氛围以及国际环境的各种因素，使得北宋时期的经济高度发达，对外贸易频繁，而以贸易往来为基础带来的长久、密集交流，也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交融。
【繁荣】海上丝路贸万国
简单一例佐证，据《高丽史》记载，宋朝与高丽贸易往来频繁，从公元1015年至1090年，至高丽贸易的宋商船队27批。
当时宋朝海商运往高丽的货物主要有：绫绢、锦罗、白绢、金银器、礼服、瓷器、药材、玳瑁、茶、酒、书籍、乐器、蜡烛、钱币、孔雀、鹦鹉、宝玉等，带回的货物有：金、银、铜、人参、茯苓、毛皮、黄漆、硫黄、绫罗、白纸、扇子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北宋国内地图
宋商对当时国家的贡献，对各国文化交流融合，在历朝历代，首屈一指。而宋商的开拓和冒险精神，其商贸中的智慧，也是我国古代商人的标杆。
“山高路远坑深”：经济至上、产业失衡、商业巅峰的南宋向游牧民族俯首称臣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公元 1126 年，金人攻陷北宋首都汴梁，俘虏了徽宗、钦宗两个皇帝，中原国土全被金人侵占。赵构逃到江南，终于在他曾游玩时情不自禁感叹“且留下”的西溪湿地的临安即位，史称南宋。
流通铜钱
根据记载，南宋高宗时期国家财政总税入 1 亿两白银，和北宋 1.6 亿贯并列中国历史记载之冠。当时南宋实行尊商的政策，农业税仅占 30%，而工商业税却占到了 70%，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力的漫长历史中可谓绝无仅有。
且同期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人口超过 1 亿的南宋按正常比例就可拿下世界 GDP 的 30％，再加上欧洲正处于内乱，而我们从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出现到百姓出入勾栏瓦舍、种类丰富的娱乐场所，再加上丝、麻、毛纺织业、造纸、海航、冶矿等达到巅峰的产量和交易量，无不说明了宋朝时期高度发达的商业水平。
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估算，宋朝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八十万贯的顺差。
毫无疑问，宋朝人均平均产值可高出同期欧洲更是世界的几倍。
以此推算后来西方学者和经济学家们认为的“宋朝 GDP 占世界的一半、甚至 60％ 或更多”也基本出入不大。
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外贸、工商、文娱等都处于最高水平、甚至也是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的朝代，不仅被各种游牧民族一击溃败，且“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
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向辽“援助”。
然而巨大的贸易顺差并没有换来长足的和平。
“忘战去兵”的宋朝最终被迫向金国称臣。
官制白银
至于为何经济力量与军事实力差异的如此之大，看看南宋时期的经济结构便一目了然。当时经济中心南移，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在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富有的百姓中，发展面向高端消费者的手工业是必然趋势。
且当发达的娱乐业如同今天的互联网一般，放任资本逐利的皇室几乎渐渐忘记外患，即使岳飞一度在中原战场打下大好形势，赵构还能连发十二道金牌强令其退兵。
这时候的南宋以为靠岁贡就能获得长期和平，不愿打回北方。
才会有岳飞的悲愤惋惜：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而在南方发展金融贸易时，北方因游牧民族居多，对骑兵、战马等更为熟悉和重视，在重工业上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和市场需求。
于是，发生了这样的现象：火药起源于汉人，但最早把火药在军事上充分利用，发明火炮的却是金人；南宋有强大的生铁铸造技术，但是由于重工业基础落后而无法量产，世界史上第一种榴弹，即在铁壳内装火药的"震天雷"，也是金人发明的；蹶张弩技术在唐朝便成熟发达，敌人在此基础上加个用熟铁锻热加工的“脚踏”，造出神臂弓，而宋朝因为造不出大块热锻熟铁件，因为连火铳和配属的铅弹都无法量产，只能用竹管代替青铜管，用陶瓷碎片代替铅弹……
火药 古代装火药的器皿
因此，明明宋朝有发展核心技术的经济基础，却始终施行“以金钱换和平”。最终，落后的宋军在金国重甲掷弹兵面前，拿着落后几代的武器毫无抵抗之力。这种经济至上主义并没有带来国家强大，因为没有军事实力，没能保住南宋的经济繁荣。
古代装火药的器皿
通过历史长河中的短暂存在看得出，一个民富兵弱的国家是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虽然历史给了宋王朝一次复兴的机会，但南宋王朝继续他的腐朽贯穿始终无法自拔了。虽然是不是蒙古人的侵略战争最终导致宋王朝的覆灭，但内在的官僚腐朽体系才是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
生活在当下这太平盛世，希望当今的中国真正做到国富兵强，据外敌于国门之外。
读历史，看历史，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