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隋唐开始的一种选官制度；到宋朝时，因为奉行以文治国，科举的规模和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朝廷的高官几乎都出自科举。
但到了元代，朝廷选官的制度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
元朝前期的选官制度，只有世袭和推举，不实行科举制
元代前期，官吏的选拔方式只有两种，即世袭和推举。蒙古贵族、分封的王公是世袭的。元代藩王的政治非常独立，在其封地内，官员都是藩王自己任命，且藩王地位高于地方行政机构。
而元朝各个行政机构的官员则来自权贵们的推举。
科举没有恢复，这把当时儒生的出路几乎都限制住了。儒生想要入仕，也需要找人荐举。
在朝为官的汉人就开始想办法推动科举的复行。在元世祖忽必烈时，翰林学士王鹗于1267年提请施行科举选官的方法，但遭到其他官员的反对，无果。到了1284年，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蒙古人）提出设立科举的建议，元世祖基本同意了。但是因为人事斗争，和礼霍孙被罢官了，提议也被搁置起来；不久，和礼霍孙病死了。
元世祖之后的元成宗、元武宗时期，科举依然没有实行。
元仁宗恢复科举
元仁宗即位后，儒生们迎来了机会。元仁宗年少时就饱读儒家经典。他的儒学老师李孟，在仁宗登基后经常提及科举取士的好处。元仁宗也认为该用科举取得贤才以治天下。《元史·仁宗本纪》记载，元仁宗曾对侍臣说：“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于是在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命中书省诸臣讨论设科取士的种种规则。并于十一月正式诏告天下，从翌年八月开始施行科举之法。
我们来看看元仁宗君臣制定的科举规则大致情况。
场次设置：整个科考共分为三场。
第一场为乡试，全国共设立17处乡试考场。
11个行省每省1处；河东及山东宣慰司，各设1处；中书省所属大都、上都、真定（今河北正定）及东平等4城，各设1处。
第二场为会试，由乡试合格者于翌年春汇集到大都，再考一场。
会试合格者，才能参加第三场考试，即御试。
然后由政府授予相应的官职。
考试内容和科目：从乡试开始，各民族之间的差别对待就显现出来了。
对蒙古人、色目人是一种要求，而对汉人、南人则是另一种要求。
据《元史·选举志》记载，蒙古人、色目人在乡试时只考两次。
第一次“试经问五条”；第二次“试策一道”。
而汉人、南人则须考三次，第一次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次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次才是“试策一道”。
会试的科目与乡试相同。
到了御试时，全部都是“试策一道”。
此处依然有民族差别，蒙古、色目人作500字即可，汉人、南人则须千字以上。
考试结果：考试结果分为两榜公布。会试的结果，张榜于中书省衙门两旁。御试结果，则张榜于皇宫之前。
录取名额：会试名额是3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人。表面看着公平，其实分摊到各族群头上则非常不合理。以当时中国人口看，汉人、南人大约占了总人口的95%以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加起来不过5%左右。但是两者的录取数相等，这造成两者的录取概率差别极大。
元朝科举制的执行与反复
元朝中期的宫廷政治虽然混乱，平均4年多换一个皇帝，但是他们对科举选官制度基本坚持下来了。
元仁宗之后的元英宗、泰定帝、元文宗，一直到元顺帝初年，科举取士一直在实行，每3年举行一次科考。
科举制给汉人分配的官职虽然少，但还是引起了蒙古权贵的敌视。表面上他们宣称汉法破坏了蒙古习俗，实质上是对大权旁落的担心。
元顺帝是元文宗的侄儿，元文宗出于毒杀其弟元明宗（元顺帝之父）的内疚，而传位给他。可想而知，元顺帝13岁刚开始继位时的地位，那就是一个傀儡而已。元顺帝为了除掉执政障碍和仇人（元文宗的皇后和一些权臣），就利用蒙古权贵伯颜。但在成功之后伯颜却成了新的权臣。
因为伯颜对“汉法”十分不满，加之当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日渐增多，于是罢行科举（这个伯颜还有一个更狠毒的想法，他曾建议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
在1335年十一月，元顺帝被迫下诏罢行科举。
后来，元顺帝又利用脱脱的力量，扳倒了伯颜。在大臣铁木儿塔识（脱脱之子）、许有壬、欧阳玄等奏请恢复科举后，元顺帝在后至元六年（1340年）下诏，“复科举取士制”，科举制于第二年复行。此后一直到元末，科举制没有再中断。
元朝科举制与宋朝比，有什么特点？
中国北方从1234年金朝被蒙古所灭之后，直到元仁宗1314年恢复科举乡试，时间过去了80年。而元朝科举一旦恢复，也逐渐形成了它自身的特点。
与宋朝相比相比，元代科举的变化有如下几点。
首先，元朝科举录取名额极少。
唐朝前期科举也不怎么受重视，直到中晚唐，世家大族被打击的七零八落了，科举才逐渐成了人才的主要来源。
而宋朝则不同，科举制自始至终是宋朝选拔人才的最主要手段。
宋太宗起，就大幅增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每科录取人数由宋太祖时的几十人猛增至数百人。
在宋太宗统治的二十多年内，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才就近万名。
到宋仁宗时甚至下诏，“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还规定那些经过多次考试不中、年纪较大的人，皇帝以“赐及第”的办法录取。
而元朝整个科举（总计50余年时间）总共举行了16次，其总录取数才1100多名；大概只相当于宋朝同样时间段的二十分之一左右。
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由元朝的政治制度决定的。第一，元朝政治的特点决定了当官入仕有多种途径，科举在选拔官吏方面已经不重要，从而导致录取员额大幅减少。第二，当权的蒙古权贵对汉族人才存有偏见，从而不愿用科举选择更多汉人为官。
其次，元朝科举制反映出了蒙古人实行的民族不平等政策。
元朝是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他们自身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与中原（金朝和宋朝）差距较大。因此元朝统治者在治国政策方面，草原习气非常重，常常以草原粗放的传统处理国事。汉人数量多，生活习俗与他们不同，因此元朝统治者对汉人防备心理较重。
在科举取士方面，元朝统治者也因此采取了偏向于少数民族的做法。最典型的就是“两榜取士”制度，基本把少数民族（蒙古人和色目人）和汉人分开，给人口占少数的少数民族同样的录取数量，照顾少数民族的意味非常明显，民族间的不平等非常明显。
第三，元朝科举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客观上促进了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促进了民族融合。
元朝科举两榜制，是对少数民族的优待。但少数民族参加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同样是儒家经典，是正统的汉人文化。科举制度必然吸引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士学习儒家文化。虽然其目的是进身仕途，但客观上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与扩展，有利于汉文化扩大其影响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融合。
比如，元朝科举诞生了一些知名的少数民族进士，如马祖常、萨都刺、丁文苑、偰玉立、余阙、余胭、马雄飞、昂吉等。这些少数民族进士，在传播汉文化、促进胡汉融合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元朝科举制对后世有哪些重要影响？
相对于宋朝，元朝科举制度还有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直接奠定了后来的明朝和清朝科举制，影响深远。
宋朝进士科考，其主要内容均来自儒家经典，如《论语》、《春秋》、《礼记》、《周易》、《尚书》等。元朝则首次将宋儒的理学作为考试内容和评判标准。《元史·顺帝本纪》中说到，“贡举法行，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
元朝科考的内容规定，使程朱理学一下变为官方认定的正统。这对后世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是后来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为科举内容正统的根源。因为人才培养有一个持续性，元朝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社会上的读书人就都学程朱；明朝为了人才选拔的便利性和持续性，当然也以程朱为正统。清朝则以此类推。
那么，元朝统治者为什么要更改考试内容呢？
从其本意看，元朝选拔人才，秉持的是实用主义原则，他们想选的就是能做事的实用型人才。
《元史·选举志》记载，元仁宗时中书省在请开科举的奏书上说，“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
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
”也就是说，元朝认为以前科考注重词赋，属于浮华无用。
元仁宗表示很赞同，他在恢复科举的诏书中说，“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
科举这个指挥棒，直接指引了当时文人的努力方向：既然词赋修饰无用，读书人就不学也不练这方面了。这大概也能让人明白，为何宋朝诗词文学繁荣，而元明清却只有小曲和小说了。
元朝对科考内容的改变，直接决定了此后约600年间科举的内容，也直接影响了其间文人的努力方向，这个改变和影响不可谓不大。
结束语
作为元朝统治者的蒙古人，人少、文化习俗也不同于中原，因此迟迟不开科举考试。而开科取士之后，为了抑制汉人，依然实行民族不平等政策，照顾蒙古人色目人这些少数民族。
元朝的科举制度，虽然时间短、时兴时废、录取率也很低，但依然为国家得到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不但有利于国家治理，也有利于儒家文明的弘扬。
元朝还改变了宋朝科考的内容与风格，内容改以程朱理学为主，风格则以实用主义取代了对文学词赋修饰的考核。这些改变直接决定了后世近600年间科考的内容，也改变了后世文人的努力方向与文风。
仅从科举这一点看，我们就不该认为元朝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颗流星、一个异数，元朝对后世中国的影响其实很深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