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跑了元朝统治者,击败了多个竞争对手，朱元璋终于在公元1368年取得了最终胜利,成为华夏土地上唯一的皇帝——但并没有收服所有人心。
老对手的旧部持续在组织反抗，他们占领海岛，逃往外国,而内地的一些商民也与他们里应外合,不断发起骚扰。
在采取各种措施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了一道命令，即所谓“片板不许下海”的“禁海令”，这个政策成为了贯穿大明朝的一个基本国策。
政治高压能管得了一时，但自然规律终会起更大的作用。
东南沿海地区多山少田，捕鱼与贸易已经成为当地民众维持生存的一个重要手段，很多居民完全以海为生。
禁止下海不仅不可行，也根本做不到。
在成祖之后，禁海令就有名无实，上面说一套，底下做一套。
官方不贸易，私人大发展。
“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
“广东地方，私通番舶，络绎不绝。
漳州城南五十里的月港几十年里从一个十分贫瘠的小渔村变成了繁华的海外贸易港口，而宁波一带的双屿港则成为中日贸易中心。
不仅民众，官员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如火如荼的国际贸易当中，他们有的利用出访机会夹带走私物品，有些成为走私商的保护伞，甚至有些亲自参与走私。官私都乐于从松散的既定政策中获取利益，大明朝的很多年中，走私贸易蓬勃发展，直到——一个有为的皇帝上台了。
嘉靖皇帝1522年上台时，正赶上大航海时代的开端。
在他登基的前一年，麦哲伦的航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再之前20多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
地理大发现激发了西方世界的冒险热情,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等国家纷纷派出武装船队前往亚洲和美洲寻找商机。
与此同时,日本发现了丰富的银矿，令正发生白银匮乏的大明商人趋之若鹜。
强劲的需求让大明的海上走私生意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为了与其他国家的海商竞争，中国的商人们也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个武装团伙，汪直（也有史料称王直)就是这之后的一段时期崛起并成为海盗老大的。
而所谓倭寇,实际上就是这些中日通商的海盗团伙。
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接手帝位的嘉靖，对这事儿的判断是从国家秩序的角度进行的。
首先他认为国有制度，就应该严格遵守，第二他认为是外国商人在沿海地区的活跃造成了边疆的不安宁，应该严加管理。
因此，上位之后，他多次下令严格禁海，分别于嘉靖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十五年下旨申饬，并专设了捕盗馆,抓捕违法参与海上贸易的贼人，没收、破坏沿海居民的船只。
这样一来，零散的出海日益艰难，无以为生的民众只好加入团伙，使得海盗反而越发组织化了。
嘉靖二十五年，汪直的团伙与内地一个谢氏家族在走私生意上发生经济纠纷，两边动了武，事件发展至无法调解的地步，谢氏全家都被海盗所杀，这个事件，终于成了嘉靖向海盗全面开战的导火索。
嘉靖皇帝调来了一个敢于亮剑的能臣，朱纨，并给了他“便宜行事”的权力。
朱纨此后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打击行动，把闽浙沿海地区的民众编成了保甲，一人出海，全甲连坐。
他还大量花钱,采购了许多非常结实的舰船，充实了沿海卫所的战斗力。
不过对他的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他对与海盗暗中联合的官员及豪族的打击，这是之前的禁海官员一直没有敢做到的。
正是这些冷酷的举措，使他在这一轮的海禁中取得了胜利，双屿港被彻底摧毁,以至于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它曾经确切在哪个位置。
他还活捉了近百名中外海盗，并把他们全部斩首。
朱纨的下场也一如酷吏的传统套路——众叛亲离，民众恨他打破自己的饭碗，地方官员恨他兴师动众害得大家负担沉重，中央官员恨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盛气凌人，被打击的豪族恨他就不必说了。
最后连嘉靖也嫌弃他，觉得他过分便宜行事，眼里简直没有自己这个皇帝。
朱纨被锁拿进京，没等审理，就悲愤地自杀了。
他死之后，海上走私又恢复了之前的力度，于是几年后，又有了上次写的胡宗宪的故事。
嘉靖皇帝任内对倭寇（海盗)发起过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攻击，不可谓不严厉，不可谓不举全国之力。
然而每次攻击的结果，都使得海盗越发猖獗。
第一次攻击打击了几个大势力，反令汪直团伙称霸海上;第二次攻击清除了汪直,却让更多小股海盗势力崛起，并从闽浙沿海转到广东。
整个嘉靖朝，海禁官员换了一任又一任，朱纨、俞大猷、胡宗宪之外，还有王予、张经，没有一个不用力，也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
朝廷消耗巨大,沿海地方官员焦头烂额，普通渔民、商民被迫成为不法之徒,嘉靖自己，应该也是心力交瘁。
这种多输的结果，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嘉靖朝的最后一次对倭寇的打击是由戚继光进行的，发生于1565年，这次战斗十分惨烈，被斩被俘的海盗达到了15000人，仅有几百人逃往东南亚。
这次行动告慰了嘉靖，松一口气的他于次年去世。
他的继任者没有再面对倭寇的难题，一方面因为他已经把大的势力都剿灭了，另一方面继任者也没有再采取如他一般严厉的政策,再一方面，大明朝已经永远失去了大航海时代的红利。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