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黄河流域的多个遗址出土了距今5000年——4000年的铜器，主要用于饮食、祭祀及军事。功能也由食器发展到礼器，成为贵族身份地位及国家权力的象征。在黄帝时期便有了铜的使用历史，至周朝发展到高峰。
周朝的青铜器形制很多，有鼎、鬲、甗、簋、釜、爵、角和斝等。在新石器时代，由制陶技术产生了火窖，到了二里头文化，产生了白陶和黑陶，在1000℃——1200℃的火窑中，我们可以想象，必然会在烧陶的过程中看到各式各样的极为新鲜的金属现象，然后再花几百年的时间不断试验，逐渐试出一种比陶器更稳定和坚固的材质。
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铜、锡、铅的比例，用“泥范铸造法”制造不同的器具。到商朝后期，青铜铸造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其组织严密、分工精细，能铸造出令世人惊叹的大型器物，如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等。
青铜铸造与烧制陶器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在远古人的眼中，将水、火、泥土混合于一处，居然能变化出各种造型且硬邦邦的东西，他们无法理解水、火、泥土在火窖中的变化，这很容易产生魔幻般的想法，进而对陶器器皿赋予了宗教意义，后来青铜器的出现就更加神奇了。
这也是商朝的青铜器实际意义不大，没能向生产工具及兵器上发展，虽然也出现了商朝有青铜兵器，那也不是用于战场，而是用于仪式之中。
青铜器上有大量的纹饰，其源头都与动物有关，从动物具体形象中抽象出来，主要有饕餮纹、夔纹和龙纹，它们彰显了一种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而人与动物关系背后有一个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存在——祖先。
商朝人认为，通过青铜器上的纹饰，他们便能与异灵沟通，与自己的祖先取得联系，并能得到祖先的庇护和强大的能量，谁家的祖先在天上越有权威，他的子孙在地上就越有能力。
商朝人的“天上”“地下”两个空间观念，也就导致了青铜器成为礼器的最主要原因。
他们不惜耗费巨大的资源去制造这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就是为了获得崇高地位的象征。
我们现在站在巨大的司母戊鼎前，也会被它那强大的神秘气息击晕，血液不自觉地沸腾起来。
商朝统治者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人们的宗教情结（对神秘，、强大、不可知事物的向往和屈服），制造出“天上”“地下”两个空间观念，以青铜器为视觉震撼，迷惑那些没有通天彻地本事的人乖乖奉献生产所得，达到资源高度集中的目的。
甲骨文最初也是一种沟通鬼神的符号，并不具备文字意义。在文字出现前，还经历了图画字时代。我国已发现的甲骨文已经是体系较完整的文字了。出土发现的有字甲骨约15万片，单字计4400个以上，已经识别的字在1500个以上。我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那么，没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呢？
文字与文明关系密切，但人类文明的起源，不见得非要有文字，神话传说也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字的时代，一件事情的传播并发挥影响，动不动就是几百年，一千年，但文明要积累、记忆和加速传播，就要靠文字。
关于汉字的起源，有几种说法：结绳记事说、仓颉造字说、伏羲八卦说、图画说。其中，图画说比较靠近真相，宋代郑樵《通志·六书略》：“书与画同出”，即文字和图画共处一源。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虚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
这些资料主要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的刻画和彩绘符号，还包括少量刻在甲骨、玉器、石器上面的符号，他们共同为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这也可以理解汉字以象形文字为主，其后逐渐发明了指示、会意、形声、假借等各种造字方法。
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有了语言突破，懂得如何使用声音来表达意义。语言是先出现的沟通工具，然后才开始实验文字记号系统。语言是声音的，依赖的是听觉，文字依赖的是视觉。这两种不同的沟通系统在某个时期有效重叠交杂在一起，既能代表语言，又能代表声音。
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系统，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其起源是多元的，经过长期磨合，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经验基础之上，创造性的发明了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字资料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文字，到商代便已成熟。
中国汉字能高效发展，这与先民从事“占卜”事业有很大关系，他们绞尽脑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环境中与不同的鬼神沟通，创造性地发明了丰富精彩的文字符号，并赋予了强大的意义说明。这一思维习惯影响着后世对文字的创造发明和办事思路，这也许是中国文字没有走向单纯表音道路的原因之一。
从青铜器与甲骨文中，我们可以提取四样关健的东西：有象、有意、有音、有祖先，这四样东西便是中华文明发展起来的基本密码，试看中国精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怎么能跳出这四个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