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八王之乱后，国力日衰。永嘉五年，匈奴大军围攻洛阳，七月，洛阳失守，晋怀帝被俘。建兴四年，长安失守，西晋灭亡。中原陷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动乱。各少数民族纷纷南下，
五胡乱华
在北方地区建立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了北方后，它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国家所处的区间，决定了它们无法回避与汉族士族的合作问题。作为有着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两个差异性极大的民族，如何搞好同汉族士族的关系，如何合作，是摆在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北方汉人士族为何要入仕胡族政权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是一个集官僚阶层与知识分子于一身的特殊阶层，也是一个垄断的文化层面的贵族阶层。无论哪一个政权执政，都必不可少的要与这个阶层合作。无论是符氏的秦，还是拓拔氏的魏，慕容氏的燕，在文化上都是落后的，汉化是他们实现稳定统治的必然选择。
在这个时代，士族与政治是划上天然的等号的。自东汉以来的选官制度决定了官僚集团基本都是由士族充任，而那些累世为官的士族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上都是非常强大的。士族需要政治权力去保障他们身份的高贵，去保障他们门第的杰出，在政权更迭之际，他们也迫切需要新来的统治者承认他们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特地位。
北魏孝文帝
西晋灭亡后，北方人民有一部分随晋室南渡，还有一部分逃往西北建立了前凉，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可以或者说能够离开故土。这些留下来的人中，士族也占了一定的比例。面对新来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士族或出于维护家族权益，或为了自身利益，纷纷投入新来政权的怀抱。
入主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需要这些汉族士人的合作。比如前秦的符坚就是一个对汉族文化非常仰慕的君主，前秦的国家大事基本上都是由汉族的王猛掌控。王猛对前秦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并提拔了一大批汉族士人进入官僚体系，使得前秦迅速发展成一个汉化的政权，国家实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很多汉族士子与胡族统治者合作，是带着改变胡族统治方式，为汉人谋取政治上的平等的心态的。西晋灭亡的事实，他们不得不接受外来胡族的统治。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胡族政权的统治方式，推进少数民族的汉化，让这些胡族政权被同化成汉化的政权。
与北朝合作的汉族士族
抱有这种想法的士族在北朝士族中占绝大多数。他们与胡族统治者合作出仕之后，首先会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将少数民族政权按汉族政权的形式设置官职，提拔汉族士人，争取汉族地主支持。在经济上注重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改变胡族政权的经济结构；广建学宫，鼓励读书，鼓励胡族学习汉族文化，用文化去同化、融合这些少数民族。
二、汉族入仕的方式
汉族士族取得与北方政权的合作的方式很多，最常见的就是依靠门荫制度入仕。北朝自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后，也仿照汉族确立了门阀制度，规定那些先朝勋臣之后，“才堪优引者，随才铨授”官职。具体做法是按照先人的官职高低来给予其后人相应的官品，或者以先人战功的高低给予相应的官位。
对于一些家道中落、父兄一代没有担任较大官职的中下层士族中的才能优异者，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不会视而不见。
前秦、北魏乃至后来的东、西魏，都有完善的察举制度。
这是一种以士人居住地的州、郡升官向中央举荐出仕的方式，由“郡察孝廉，州举秀才”。
每年朝廷都会按照实际情况给予州郡一定的推举名额，州郡升官负责向朝廷举荐人才，在举荐过程中也对州郡官员实行考核，如果推荐的人不行，也会追究相应的责任。
州郡察举推荐的人选，中央政府会责成中书省对其进行“策问”，也就是复核。这种复核主要是考核被举荐人的权变和经义两方面的知识，并确定人才的等级，以便授予相应的官职。
选拔官员
北朝也学习了汉代的做法，在中央设立“太学”，选拔一些士族子弟在里面学习，毕业后通过考核就可以担任官职。
《魏书》记载，北魏太武帝时，“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人”，孝文帝迁都后，又在洛阳建立了“国子学”和“四门小学”，将胡族和汉族的官僚子弟送入其中学习。
由于少数民族贵族对学习不太重视，所以这些太学生中，汉族士人子弟占了八成以上。
三、胡族政权中汉人的作用
在魏晋时期，中国进入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期，这与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有关，但汉人士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
汉族士族进入统治阶层之后，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会按照汉族的习惯做法和文化习性来对少数民族政权进行改造。
南北朝地图
这种改造首先体现在官制上。少数民族政权刚开始建立时，往往官位比较少，官员的职责也不是很清晰，而同期的汉族政权则具有完善的职官系统。所以他们会按照汉族政权的职官系统，为胡族政权进行改革和完善。
《魏虏传》记载，北魏入主中原之后，“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组织结构仍然保留了胡族部落的风格，无论是制度的完整性，还是行政职能贯彻的连续性，都有着很大的不足。
在汉族士人大量进入北魏官僚系统之后，北魏也对这种政治结构进行了改革。
皇始元年，北魏在尚书省设置三十六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属官，其有文簿、当曹，欲以省弹驳之烦”，这种改革无疑会增强皇帝对行政机构的控制，形成一种以内制外的政治格局。
在牧民方面，少数民族政权一般没有民户和军户的区别，他们是全民皆兵的。
这种制度有着一定的长处，但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而汉人的编户齐民制，是建立在农耕方式上的一种利于治民的制度，在胡族政权由游牧向农耕转变的时期，正是汉族士人对其进行了改革，使得编户齐民成为北朝的政治制度，不但经济上实现了飞跃，也巩固了政权的统治。
胡人汉化
随着北朝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的加深，他们与中原汉族士人的结合也更加紧密，汉人在朝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
从北魏文成帝到献文帝之止的二十年间，朝廷中最为重要的尚书省官员中，汉族士人占了近四十人，超过总数的七成。
这说明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上，汉族士人的权力和话语权越来越大。
以总揽政事的录尚书事为例，北魏的录尚书事共有七人，其中卢鲁元、陆丽、常英、闾毗四人皆为汉族士族，所占比例也超过了一半。
这固然是这些汉人受到皇帝的宠信的缘故，也是当时少数民族政权不断汉化，统治者依才用人的结果。
四、汉族士人的军事贡献
汉族士人在北朝政府文职中的作用很好理解，这是汉族文化先进性导致的。一般说来，从武力上来说，少数民族军人往往以骑兵为主，作战勇敢，悍不畏死，非汉族士族能比。但是实际上，汉族士族在军事领域为北朝做出的贡献也是十分巨大的。
北魏建立后，随着国土的拓展，无论是出于稳定人心还是稳定局势的需要，都决定了统治者必须全方位的与汉族进行合作。这种合作不单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军事领导权，也有一部分移交到了汉族之手。
司马楚之
北朝入主中原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军队的数量也随之增多。由于少数民族人口不多，这些增加的士兵基本是以汉族人为主。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些汉族士兵，起用汉族士人中具有军事才能的人担任统帅，是一个简便有效的方法。
北魏起用的汉族将领很多，司马楚之、王慧龙、朱修之等人都是被委以重任的大将。
这些人往往都是当时的准军事组织坞壁的首领，手下有着一大批忠于首领、战斗力强悍的坞兵。
在当时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很多汉族士族大姓都招揽流民，建坞壁自保，他们手下的坞兵身经百战，纪律严明，是一支非常强大的武装，也是统治者需要利用和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结果上来看，无论是司马楚之、朱修之，还是后期的李崇、邢峦，都是北魏的军事领导核心成员。
据《北史》记载，北魏太武帝时，司马楚之担任北魏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以拒宋师。他也不负重望，“破宋将到彦之别军于长社。又与冠军安颉攻拔滑台，禽宋将朱修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俘万余人。上疏求更进讨，太武以兵久劳，不从，以散骑常侍征还。”
还有一些精通兵法的汉族士人在北朝的军队中担任参谋一类的职务，虽然他们不用上阵拼杀，但他们靠自己的才智，为北朝的部队建设、军纪整肃和获得战役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几乎每一位北朝大将手下都有由汉族士人组成的参谋班子，甚至那些会天文观星的汉人都被北朝胡族将领重用，“观天象而决军事”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作法，因此汉族士人在北朝的军事领域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五、汉族士人在文化融合中的作用
“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首先是文化上的征服”。五胡乱华之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得到保留，也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征服或者说融合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这种文化融合中，北朝的汉族士族们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
王猛这个名字，是应该被我们记住的。他是开启汉族文化融合胡族文化的先驱。他是第一个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的大臣，也是在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上对胡族进行重大改革，推进之后胡族汉化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
王猛是前秦皇帝符坚最信任的大臣，他在胡族内部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制定儒家礼仪，兴建学校，让少数民族同胞学习汉族文化。
经过多年的努力，前秦的汉化程度非常快，出现了“关陇清晏，百姓丰乐，工商贩于道，盗贼止息，田畴修辟，帑藏充沛”的良好局面。
在他的努力下，各民族都学习儒家学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在乱世的中华得以沿续下来。
文化的融合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到的，是一大批汉族士族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不管北朝哪个政权，都汇集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都推崇儒学治国，并影响了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将儒家思想和文化定为国策。
就是在汉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羯族政权后赵，也广建学校，推行儒学。
这种汉族文化的传播改造了胡族政权，也推动了胡族汉化，更可贵的是保留了中华文化的种子。
六、汉族士族在民族融合上的作用
当然，我们肯定汉人在胡族政权中的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将少数民族统治者想像得那么美好。毕竟非我族类，胡族对汉族也不是信任的，还是存在一大批对汉族猜忌、排斥甚至打压的力量。在胡族内部，是否汉化是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从人数上来说，反对汉化的少数民族贵族阶层还是占了大多数。
民族融合
为了处理好这种民族矛盾，也是为了安抚胡族贵族，所以北朝出现了胡汉分治的两套职官系统，也就是在朝廷中既有胡族为核心的一套职官，也有一套以汉族为主的职官。要注意的是，这两套职官系统虽然表现上是相互制约的，但胡族职官系统是掌握实际权力的，也得到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信任和偏袒的。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虽然胡族守旧势力非常抗拒汉化，但汉文化的融合能力太强大，先进性代替落后是历史规律，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违背的。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潮流。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极大包容心的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而魏晋时期的动乱和少数民族南迁，以及胡汉两族的合作，无疑是民族融合的推手。
五十六支花
从结果上来看，汉族士人为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统治方式和文化基础，是非常符合统治者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的，这就使得双方的合作有了广大的基础。在当时代表生产力的汉族的巨大吸力面前，少数民族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向汉族靠拢，向汉文化靠拢。这是历史规律，也是中华民族的幸事。
正是因为在这些汉族士人的推动下，在民族融合的历史大势力下，历经四百年的大分裂最终被统一代替，一个容纳了各民族文化精华的新的盛世即将到来。魏晋南北朝，是封建社会黎明前的黑暗，它以文化的包容、民族的融合和思想的大放异彩孕育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峰——隋唐的到来。
参考文献：《魏书》、《北史》、谢保成《中国史学史》
史册号网友观点：一个说民族大容合，一个说民族大灾难。
真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