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两件事儿，都发生在宋代——
有一个士人，也就是读书人，家境贫寒；他的邻居是一户商人，家境殷实。士人很羡慕，于是两次登门拜访，就如何发家致富的问题，毕恭毕敬地向邻居请教。（据岳珂《桯史》）
这两件事，今天听起来普普通通，但放在宋代以前，那是不可想像的......
传统观念——士农工商，商在最末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四民"的划分，也就是士、农、工、商。士人处于顶端，受社会尊重；商人则被划分在最末端。
西汉初年，朝廷就实行了歧视商人的政策，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子孙（商人子弟）亦不得仕宦为官。"（《史记·平准书》）
晋朝更是厉害，甚至对商人进行人格侮辱，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黑履，一足着白履。"并继续在衣食住行方面，对商人进行严格限制，商人"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不能穿"金银锦绣"。（《晋令》）
进入唐代后，抑商的政策有所松弛，但对于商人的轻贱并没改变。
不但规定"工商不得乘马"（《唐会要》），还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旧唐书》），明显是把商人归为"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不可）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旧唐书》）。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历朝历代之所以如此抑制商业、贬低商人，是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商人多是为富不仁、见利忘义，专靠投机钻营、巧取豪夺的，统治者当然不愿意让百姓都向"利"和"俗"转变。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向来以政治分层，而不以经济分层。商人的经济势力再雄厚，社会地位还是会被轻贱。像开头说的那两件事——士人去商人家拜访、还毕恭毕敬，甚至读书人放弃读书、跑去经商，这在宋代以前基本是不会发生的。
那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在宋代发生呢？因为宋代对待商业和商人，不一样了......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代的转变——保护商业，不排斥商人
宋代的经济政策：与商人共利分利
宋朝建立后，一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而是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商业发展的措施，使商业经济和商品交易尽可能在相对自由健康的氛围里发展。
比如，宋朝的法律规定，严禁官吏敲诈、刁难商人。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就诏令"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文献通考》），如果有官吏非法滞留和搜查商人，那处罚条例是早已准备好了的。
为了限制商业垄断，维护商品市场正常交易，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有司奏请，"其四方商旅村户，时暂将物色入市货卖，许与买人从便交易，行户不得障固；如违，依强市法科罪。"（《宋会要辑稿》）。
宋代还打破了"坊市分离"的制度，也就是说，居住区和商业区不再像前代那样是分开的，而是合而为一。这样一来，商业店铺临街开设，随处可见；流动商贩也非常活跃，街头巷尾、桥边路口，熙熙攘攘。这些景象，在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里，都可以看到。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代政府保护了商人利益，政府也从中受益。在宋代，商业税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宋高宗就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宋史全文·宋高宗》）
的确，"取之于商"自然比"取之于民"，容易得多。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商人的财富也在迅速膨胀。一些"富工豪贾之家，往往能广其宫室，高其楼观"，"车马器服，皆无制度"。
如此一来，岂能不让世人羡慕！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代的科举政策：取士不问家世
说完了经济政策，再来说说政治。
宋代的科举，"取士不问家世"；试卷糊名誊录，比前代更加公平。所以，无论士农工商、高低贵贱，都可以通过科举步入仕途。
于是，宋人的政治地位，就出现了流动和转换——
一方面，"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士族门阀时代那种儿子承袭父亲官位、家门累数世而屡显的局面，不复存在了。
贵与贱，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知识才能。工商子弟可以通过科举成为士人阶层，官宦子弟也可能因为考不中功名而家道中落。升降沉浮之间，以前相对固定的等级身份出现了松动，士农工商的划分，也就相对淡化了。
国家政策的转变，使“轻商”观念在社会上松动
士大夫重视商业
有这么一个故事。苏轼知杭州时，碰到一户卖扇子的商家，因为扇子卖不出去，欠的外债总也还不上，因此愁眉不展。苏轼了解情况后，竟亲自在滞销的扇子上题书作画，帮商家搞起了促销。众人为了得到苏轼所题的字、画，争相买扇，很快就一售而空了。《春渚纪闻》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
"（苏轼）取白团夹绢二十扇，就判笔作行书草圣及枯木竹石，顷刻而尽。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偿所负也。'
其人抱扇泣谢而出。始踰府门，而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后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胜而去。"
这则史料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宋代士大夫并不轻贱商业和商人。苏轼自己就说过："三代之所以养民者备矣。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苏轼文集》）把农、工、商所从事的劳动，都视为"养民"的行为。
《斗茶图》
作为与赵宋皇家共治天下的唯一力量，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商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普遍有了更高的认识——
司马光说："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通流，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司马光奏议》）意思是，农、工、商如果都尽力劳作，那么国家就有余粮可食，有余器可用，有余货可享。
欧阳修则说："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钛厥趾。"（《送朱职方提举运盐》）。意思是，对国家而言，士、农、工、商，犹如四肢，抑制工商业无异于捆绑自己的身体，会断绝了富国的源泉。
南宋的陈耆卿在《重本业》中说，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人们如果能致力于其一，无论哪一个，都能"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如果哪一行都干不了，"则谓之浮浪游手之民"。
南宋官员、学者黄震，更是明确提出"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的思想。（《黄氏日抄》）
《清明上河图》局部
商人与士人结交，甚至联姻
宋徽宗时期，湖北龙泉人吴伯俞，在经商致富后购买了大量书籍，并坦言自己"构屋买书"的目的，是为了"延四方之才士"，以便让儿子"从之游"。（据《竹友集·吴伯俞墓志铭》）
通过附庸文雅，商人不仅在上流社会里又刷了波存在感，而且还有经济方面的获益。比如宋徽宗宣和初年，卖墨的商人潘衡，自称苏轼苏大学士最喜欢他造的墨，其中自有秘法，于是，"售墨价数倍于前"。（《避暑录话》）
商人们还以金钱为后盾，在发榜之日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被称为"榜下捉婿"。在财富的诱惑下，登第的文人士子也甘愿与商人联姻——"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宋文鉴》）
士人从商，商人仕进
有宋一代，文人士子不仅一改仕宦瞧不起商人的心态，反而为了满足生活需求，亲自做起了生意——
比如宋徽宗时，吴兴县的6名举人在赴京赶考之际，带上了一百匹纱，作为吴兴特产在往返途中贩卖。（据《夷坚志》）
《宋史•选举志》还记载说，南宋时"凡廷试，唯蜀士到杭最迟。"因为"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
就连身居高位的士大夫，也不顾"官员不得经商"的禁令，纷纷加入经商的队伍——
比如神宗朝盐税官王伯瑜，经常利用出巡的机会，"贩京东、河北帛入京师，复以京师帛贾于滨、棣（州）间"（《续资治通鉴长编》），他还在家中置备织机，亲自上阵织布造帛，贩卖赢利。
南宋时期，长江沿线的载货商船多如山，"问之则无非士大夫之舟也"。（《宋会要辑稿》）理宗朝名臣史嵩之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有无名士子做诗嘲讽他："万舸千艘满运河，人人尽道相公鹾。相公虽是调羹手，传说何曾用许多。"（鹾：盐）
《清明上河图》局部
士人从商的有之，"商人仕进"也随着宋代科举的改革，而成为现实——
《宋史》中就记载，资产雄厚的大商贾许唐，因为羡慕科举中第的士子，竟然舍弃了商业，倾其家产为儿子拜师求学，想让子孙后代通过读书跻身士人阶层。
还有的商人采用了"两手抓"的策略，比如鄂州富商武邦宁，有两个儿子，他便让长子主理家中生意，让次子"读书为士人"。（据《夷坚志》）
总之，时至宋代，士商之间相互融通、转化，职业屏障不再难以逾越。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