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随拍
这是进入2022，我读的第一本书，亦是看过的第一本“甲骨文”系列中的著作。
众所周知，所谓甲骨文，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一个庞大的系列，其宗旨及目的，便是向大陆引进更多更好的外文书，八九年间，所属这个系列的著作，已经有百余本，至今仍在持续不断推出新的书目。
其内容也自然偏向于社科历史，其中也有不少汉学家的名著。
比如在我计划中的，关于唐代对外交流及舶来品研究的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同样是此系列的名著。
不过即便如此，尽管我对甲骨文这个名字乍听起来，感到恍惚，但很快对其有些书目便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尽管在这中间，我从几场电商平台里陆陆续续先后入了多本其中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但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的读过其中一本。
当然，这个系列的一大特点同样是众所周知的，即是只要是甲骨文里的书目，其装帧皆无比精美。我想出版社这样做的原因，是不仅想使内容质量有保证，更想使读者感到赏心悦目。所属甲骨文的这本秦汉帝国，自然也不例外。
看扉页，便可知一般
不过这样装帧精美的书，却是经典再版的。通过后面的结语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完成，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又据我在阅读过程中，至于本书及作者的详细信息，通过在网络上的搜寻，得知本书大部分内容似乎脱胎于作者在大学的讲义，而作者本人则早在1988年便离世了。
可所属甲骨文系列的这本书，却是面向大陆的第一个中译本。就这个层面来讲，如今能够看到这些文字，还真是要归功于此出版社的推动。有趣的是，我前几天在网上阅读本书的书评时，还见人对此事，拿本书的译者来打趣（顾姗姗，即姗姗来迟之意）。
言归正传。个人感觉，本书就政治史方面的叙述，仍然非常简略，比之之前看的人民文库那版的《秦汉史》，甚至是有点片面的，每个章节之下，关于政治史，基本上是按一件件历史上的大事件来展开叙述的。不过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大约是由于字数所限，以及作者作此书意图并不停留于此的缘故吧。
首先，本书的字数自不待言，尽管从外表上来看，是厚厚的一本，足足有六百页，但除去后面近一百页的内容皆是正文之外的参考文献、续表、索引等部分，再加上本书的开本及文中的插图，故本书林林总总的字数只有35万。
版权页
再说作者写本书的意图。
其实作者在前言中就已经开宗明义，本书重点要探讨的即是秦汉帝国之于中国文化圈及东亚世界的形成。
前者对于后两者有怎样的关联，又有怎样的影响？这才是本书也重点探讨的问题。
我想这既是一种更大的视野，也是有价值、有必要来做探讨的，同时，就这个方面来说，汉学家们比之中国内地的一些学者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更能接近问题的本质，从而更进一步。
另外，作者要深入探讨的，便是秦汉之于儒学国教化的关系了。
毫无疑问，秦汉对于上述三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下面，我同样举几点其中作者精彩的论述，来加深自身的印象。
首先，在前言作者所讨论的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形成，其实就非常让我耳目一新的。尤其是指出铁器的飞速发展与普及，使得百姓有能力开垦更多的荒地，进而导致西周以来用来维护统治（封建制）的宗法制彻底崩溃瓦解。
虽然前两者在我之前看的杨宽《战国史》及童书业的《春秋史》都有相关而细致的论述，但与后一者的关系，通过本书简单明了的论述，才使我彻底搞清楚，甚至阅读完这段文字后掩卷深思，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感觉。
如开始所说，尽管就政治史方面，本书是平铺直叙的，通俗易懂，甚至浅白。但是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作者那种严谨之风便表露无遗。
比如，作者在叙述秦国以来的意识形态时，同样指出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虽然名为杂家，但就其汇编的《吕氏春秋》文本本身而言，却还是以道家为思想主流的。只可惜，随着偏向于道家的当政者吕不韦倒台，而法家信徒李斯的登场，当秦并天下后，史无前例的帝国，就无可避免地走向另一条道路了。
再如，同样是在叙述秦始皇在一统天下后，所创立的种种新制度时，作者特别留意到并探讨了“皇帝”名号的确立，及其背后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分析了“皇帝”与三代以来同为天下之主的“天子”不同之处。
尽管按一般人的思维来说，实质是一样的，不就换了个形式吗？代号而已，干嘛如此浪费笔墨来做无谓的阐释？但实际上，皇帝背后的政治寓意，之于历史、文化，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自然也不应该简单的忽视。
作者指出，确立皇帝这个名号，更可以看出秦始皇的野心，他并不满足于只作天之子，而是直接就自比于天帝，所谓皇帝，它的含义便是如此。
当然，在这中间，于历史发展当中，因这个名号的确立，人们又对天子的称谓印象根深蒂固，因此，皇帝一人从此便兼有两种身份，进而形成了新的一套意识形态。
因而后来的学者们就不得不对其找相应的理论依据。
所谓“接上称天子者，以爵事天也。
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便是很好的典型。
另外，作者还以此否定了秦朝时期李斯在狱中最后一封上书，并从中论述了一些问题。
他说：
不过，李斯在死刑前的最后一封上书中，将自己拥立统一了天下的秦王成为天子的事情，归为自身七宗罪责中的一项。
但是，这封上书被赵高毁灭，内容却载于《史记》，前后极不合逻辑，因此《史记》所载的李斯的狱中上书，应当为他人所撰。
由此可推断，始皇帝是李斯在狱中上书被杜撰的时代才开始被人们理解为天子的，在秦王时代还未称为天子。
又如，作者在简单的叙述过高祖死后，吕氏的骤兴骤灭，借着文帝即位为契机，留意到了秦汉时期赐民“民爵”的现象，并详细介绍了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及对一些名词细致入微的阐释，凡此种种，无不令我作者眼光之独到，论述之详细而精妙，更使我耳目一新。
这些论述的过程，在这里姑且不论，记得最后得出的结果，其实很简单，即是统治者通过这一手段，一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二来让人民感受到皇恩浩荡，这才是最重要的，进而拉进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除此之外，还起到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
因此，作者说道：
对于皇帝而言，赐民以爵除了规范社会秩序以外，同时还能施恩于万民，加强皇帝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虽然人民向国家交付租税、执行徭役，是国家统治的对象，但同时国家也无法脱离人民而独立存在。可以说，人民是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盘，代表国家的皇帝向人民施恩，其目的就是巩固国家权力的基盘。
接下来，对于武帝时期的内政外交同样有精彩独到的论述，我还是举几处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从而加深自身的印象。
其一，作者在讲到武帝一朝的经济时，特别留意到了桑弘羊，并对他的财政改革展开详细的介绍，其中有很多地方都非常精彩，尤其是桑弘羊在武帝的支持下，陆续推出的盐铁专卖、平输法等改善财政的手段做出的一一介绍。
不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武帝死后，围绕桑弘羊而展开的种种论述。首先，作者指出，桑弘羊是武帝临终前所指定的四位托孤大臣之一，并在接下来的昭帝时期官至御史大夫，而因管理国家财政的大司农职位空缺，因此，实际上桑弘羊同时是握有管理财政的权力的。
其次，作者还指出，桑弘羊基本上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是以财政大臣来出任官职的，在稍后的盐铁会议当中，也主要是桑弘羊与那些“贤良”、“文学”之士围绕着盐铁到底能不能专卖，由国家垄断而展开一场场激烈的辩论。
但在这中间，有个问题，想想看，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贤良”、“文学”之士为什么敢与一位身居高位的老臣分庭抗礼、争论不休？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人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敢于以自身的信念，直言犯上，因为如果这样说，为什么在武帝时期，同样是桑弘羊作财政大臣的期间，那些人就默默无闻？所以，作者推断，这些人背后一定有一座强大的靠山，而这座靠山，就很可能是当时手握大权的大将军霍光，是他指使这些人专门来破坏桑弘羊的政策，从而达到打压桑弘羊势力的目的。
这还不算，作者紧接着又指出，这些“贤良”、“文学”之士原本的身份很可能就是被桑弘羊财政政策所打压的商贾、豪强之弟子。
因此，他们与霍光是利益共同体，只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也因此，霍光后来清除上官桀、桑弘羊，绝不是私人恩怨造成的，尤其是对于桑弘羊来说，霍光除了要排除异己，造成桑弘羊的悲剧之外，更重要的政见不同。
其二，作者指出，昭帝的死与霍光的关系这一点虽不敢轻下结论，但稍后被霍光一首扶力的海昏侯，作者推论，他应该不仅有违背霍光意志的表现，更可能的是，他在当上皇帝后，同诸侯国的人们在一起密谋，想要一下子清除霍光及其势力，结果事情败露，才被霍光反攻，稍后在完成后，海昏侯的属下被霍光大量残酷的清洗，也是海昏侯在做皇帝期间，想要有所动作很好的例证。
其三，作者在武帝之后的叙述中，令我印象深刻便是，循吏与酷吏并存现象。
而然，继海昏侯同样被霍光扶持起来的宣帝，却与霍光对此的态度有所不同。
后者是发现之后，对其也没有什么举动，而宣帝则一旦发现，立刻将其升官。
但与此同时，其时期的酷吏现象仍然是很猖獗，其代表人物层出不穷。
这一现象既说明了儒学思想进一步的发展，又说明了如同宣帝亲口所说“霸王道杂之”的理论，已经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如上所述，本书极力探讨的重点，本书秦汉与中国文化圈及东亚世界的形成，两者的关系。
作者在其中指出，之所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与秦汉的建立密不可分。
除此之外，尤其是在西汉地方与中央郡国并行的大背景下，便第一次催生出了外藩制度，打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形成了一种更为开放包容的局面，即是汉帝国与周边的小国都能够处于一种和平相处的关系，同时通过朝贡制度，一方面维系双方的关系与地位，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周边小国吸收汉文化的机会，从而进一步促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确立。
另外，作者还指出，虽然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帝国渐渐不能容忍国内诸侯王的存在，开始对他们有所打压，甚至到武帝时期，在残酷的清洗国内诸侯王，颁布推恩令的同时，武帝还出动军队，不断发起对外战争，先后灭亡了南越、朝鲜等藩属国，但外藩形式并没有因此而消亡。
以上国家的灭亡，都是事出有因。
相反的，与此同时，刚刚开通的西域，给汉帝国制造的更多的外藩。
综上所述，凡此种种，与东亚世界的形成，及以中国为中心地位的确立，都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在讲到西汉末年过渡到东汉期间，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谶纬的来历，及其思想的内容，并指出不论是篡汉的王莽，还是后来复兴刘氏，创立东汉的刘秀，都对这种思想非常重视，甚至就连他们的上台，与这种大行其道的谶纬思想也是密不可分的。
同如开始所述，本书的另一个重点便是讨论秦汉与儒学国教化的关系。而作者指出，王莽是秦汉时期儒学国教化关键的一环，是奠基者，甚至是完成者。
作者在介绍完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短暂的历史后，准备讨论王莽之于历史发展的意义时，开头便说：
换言之，在恢复古制的名义下展开的西汉末年的礼制改革，最终使其固定下来的是王莽，就此意义而言，王莽才是儒学国教化的完成者，尽管他备受非议，但其制定的礼制一直被沿袭传承了下来。
不仅如此，最先沿袭这一礼制的人，恰恰是为了推翻王莽政权而举兵，恢复了汉王朝的光武帝。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王莽在中国史上的地位。
而王莽的新朝，之所以会骤兴骤灭，一方面是由于他推行的政策更加加剧了人民的苦难，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所推行的政策，引起了很多本是西汉藩属国的不满。
就这样，在内忧外患之下，王莽与他的王朝迅速地走向了万劫不复。
而这个新生的国家，为何会在对外方面上，如此进退失据？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关系，对中国方面而言，存在两大理论。其一为华夷思想，其二为王化思想。前者是区分中国与夷狄的理论，后者则是结合中国与夷狄的理论。而这两大理论依据的共同原理则是“礼”的观念。
而王莽的问题在于，他虽然是个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的人，也自然是非常重视礼的人，但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却过度重视了华夷之分，而轻易疏忽了王化理论。作者真是目光如炬，我想这段论述，才是解释王莽时期对外思想的不二法门，总之，我是看完之后，豁然开朗。
在讲到刘秀称帝之前，扩充实力的过程中，作者还留意到了他对农民军与豪强武装之间不同的态度，一则使之成为自身的力量，一则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压，通过此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环境中，豪强势力的强大。
还有，东汉中后期，帝国虽然对西域的管控时断时续，对其中各国的关系也是时战时和，通往那里的官方道路也是时通时绝，但此前西域毕竟早已被张骞打通，再加上西汉中后期与东汉中前期，西域一直在汉帝国的经营与管控下读过了一百多年，所以，此时虽然就官方层面，关系紧张，但就民间层面上，这条路上往来的商队却仍然是络绎不绝，进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民族进一步的融合。
因此，作者说道：
即使在东汉王朝势力撤出西域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商业往来也未曾断绝，通过西域诸国的中介，中国的物品被运往西方，西方的物品也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从西方到来的还有与佛教相关的僧侣、佛典和佛具等。
除此之外，作者也讲到了东汉年间古今经学之争，他特别肯定了古文经学中的经典的地位，及其对历史的价值，他说：
……即便《春秋左氏传》《周礼》是编纂于西汉末期的著作，其带给后世的巨大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
以上所述，便是我从本书中看到最有价值的地方。总的来说，我觉得本书既通俗易懂，又由点到面，至少给我了很多启发。
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及其追补部分中，最能看到作者治学严谨的态度。不得不说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更是需要当今的学者学习的。
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出作者除了以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为基础，以前辈史学大家的论述为参考，钱穆、吕思勉的自不待言，还有当时中国内地新一代的研究成果，如杨宽、安作璋、白寿彝、葛剑雄等比之在民国都已经著作等身的大师新一代的观点。更参考并结合了日本本土及海外的多位汉学家的观点与成果。
再加上作者本人对秦汉的研究，对历史的敏锐，故本书固然通俗易懂，但作者在某些地方，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却是极其精彩，入木三分的，甚至在今天看来，我认为他对其一些论述，一些观点，都是不过时的，是在了解秦汉这一时期，有必要知道的。
当然，本书某些地方既有译者的错误，也有作者的疏忽。
比如，众所周知文帝是在位23年，而本书明明在括号里标注了文帝在位的公元纪年法，但紧接着，却说他在位的20年间……不知道这是作者写作时的疏忽，还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再如，武帝初年主战派的代表人物王恢，这个名字在文中的出现，却每次都作“王快”，毫无疑问，这显然是译者的问题。
而且，这还只是我能够留意到的显而易见的错误。
若说本书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我想其实也能举出几点，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篇幅所限，使得本书对除了政治史、外交史之外等方面缺少相应的介绍，尤其是对社会民生等方面，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的，在本书中基本看不到相应的介绍与论述。
但我一直以来的读书观，便是读任何一本书，只需要看到并了解其中好的内容，对于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指出，但不需过多的在意。要摆正读者的身份，即不是给作者专门挑错的，而是从中汲取对自己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的，若看到某些错误的地方，及与自己想法相背的内容，甚至耿耿于怀，因此便搁置一边，这就不可取了。
更何况，就本书叙述其历史独特的切入点，所探讨的问题来看，本书仍不失为一本好的历史著作，是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有必要看的一本历史著作。
有趣的是，当我回想起通过这两本书，所开启的秦汉之旅，再加上不禁连想到接下来要看的同样是《秦汉史》，只不过是钱穆写的时，我发现这些都是上个世纪的著作，只不过三者所不同的是，一本比一本的写作时间还要早，时间从九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再到五十年代；其字数也从六十余万，到三十余万，再到不到二十万……而我有意地这样按照顺序而阅读这些书的目的却是，从打基础，到做对比，再到为进阶。
不过我想任何一本好书，它是不为时间、篇幅所限的，历史著作也不例外。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的进步，之前的著作中有些具体的观点与结论可能会过时淘汰，但背后的学术精神，独到见解，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不仅如此，经过大浪淘沙，反倒会见真纯，历久弥新，成为经典。
所以，我对钱穆先生《秦汉史》的阅读还是非常期待的，同时因其人之大名、文字之风格，使我更加不敢忽视其重要性，及其中的价值。希望接下来的阅读能够顺利，不过我想相比之吕诚之先生的《秦汉史》，阅读起来还是要轻松一点吧！
另外，在本书中作者还通过完稿多年后的“追记”部分，对当时中国内地最新的考古发现也在其中做了介绍，比如后来举世皆知、且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等等。
但是让我搞不明白的是，书后“再刊之际”最后的落款是1996年，而如以上所述，我通过多个地方的查询，均显示作者本人在1988年便离世了，大概这是在日本重新再版时，由负责出版人员所写？但通过文本本身来说，又完全看不出来是除作者之外的别人所作，落款也只有时间，并没有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