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既处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收结阶段，也位于发生近现代变革的前夜。
因而，探讨传统中国在经过两千多年帝制体系积淀并卷入资本主义勃兴以来世界变迁格局后所映现的社会结构样态与历史演进轨迹，就成了明清史尤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课题。
大致观之，学界对以商人崛起、商业壮大为显著标识的明代社会变化早已取得共识，但在揭示这种变化的真实面貌及隐含的历史趋势方面，见仁见智，表达出中西比较视野下就传统中国的现代演变道路话题于争鸣中求开拓的鲜明取向。
资本主义萌芽视角：确立学理基础
伴随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界开展的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较长时间，国内有关明代商人、商业发展状况的考察，大体是为回应与批判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历史“停滞”论，而将之当作提供“萌芽”佐证的重要领域加以阐释。
以傅衣凌和吴承明为代表的众多老一辈学者发掘史料，成功描绘出彼时社会内部正在酝酿深刻商品经济变迁的生动图景。
傅衣凌详细考述了明中叶左右中国工农业生产中出现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诸多迹象，主要包括：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商品化作物广泛种植与经营地主涌现；土地兼并和地租形式由实物到白银货币的转变，致使社会分化加剧及雇佣劳动增多；家庭手工业自农业分离并向工场手工业迈进；商业资本家开始控制生产运销；商路密布，市场昌荣，市镇人口增长，市民阶级突起。
他进一步表示，当时商人资本虽然无论活动能量还是扩张规模都远超前代，但不可避免表现出严重局限性，由是分析视角便自然转到对既有社会解体障碍之深层原因的论证上。
此间传统农业与手工业长期结合束缚了商品生产和市场发育，延缓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过渡；商人活动一方面利于国家扩充财源巩固统治，另一方面通过回流购置土地扩展地主经济范畴，增强小农制度韧性，维持着乡村公社家族组织残余；商人阶层又常因遭受贬斥盘剥而依附权贵谋求庇护，借以固守垄断利益。
总之，促进和阻碍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两类因素并存，客观上对日趋没落的明代社会起到瓦解作用，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若干历史前提。
吴承明同样认为，自明代中后期农业、手工业生产力提升及商品交易、商人资本的扩大，在丝织和冶铁等部门俨然显露出资本主义萌芽。
他还提到，随着地域商帮广布与合伙经营完备，其时全国市场已具备相当的积累资本能力，但这种积累仍须凭依官府权势，且资本关系亦往往缺乏全社会信用。
上述见解可谓奠定了中国大陆明清商人、商业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石，商人阶级属性及资本动向从对雇佣劳动与分工生产的辨识理析中受到特别重视。
不过，资本主义的兴起毕竟是本于西方历史嬗变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结构成分在内的合力推演的结果，中西单一经济界域的相似表象，可否构成古代中国朝向资本主义顺次递进的充分条件，亟待检验。
不仅如此，该视角既预判了商人、商业引领社会的先进性，论述时却又不得不退回来寻求对中国资本主义发育缓慢的说明，此间纠结之处也为研究思路的打开和转换留下了持续跟进的余地。
社会转型视角：拓展思考空间
资本主义萌芽视角着眼经济要素，延续了生产方式变化决定社会发展水平与情态的学理脉络。相比之下，社会转型视角愈发明确了致力探寻传统中国之现代演进历程的学术立场。由问题意识看，两者指向接近；而以方法取径来言，后者则相对放宽考量进路，力求多层次揭橥商业化变迁进程中明代社会的内在特质及演化契机。
日本学者曾对明清徽州、山西商人做了详细考察，认为明清商业资本在旧社会体系最终未能创造出新生产方式的缘由，不应依照商人动摇既有体制的先期判断而须深入到其抽取利润的具体活动中细加探讨。
藤井宏从经商范围及营业项目、资本蓄积和经营的形态、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接触、与国家和官僚的关系等方面阐述徽州商人生活处世情貌；寺田隆信自边境市场和盐法开中制形成的区位优势入手，勾画山西商人的营销实态与价值取向。
以他们所见，尽管当时商人身上流露一些反映传统社会变动的征象，然行事究竟与西方主流方向渐行渐远，很难寄望改造整个社会。
较之中国和日本，欧美学界更大程度跳开视经济生产为社会演化起点和动力的理路，试图从阶层与文化融合重组的角度看待明清社会的现代变迁。
卜正民谈到，明代商业关系蔓延造成的人心困惑、秩序失控没有解构既有社会，反而促使文化、经济两方精英交结日趋紧密，主导此后历史前进。
余英时专注商人主观世界，主张思想文化本身独具能动性，由此探求精神资源对推进社会转型的积极内涵，甚至肯定融汇了近世理念的儒家道德，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培育输出滋养。
然而在这一语境下，透显新质特征的明清商人虽已走近传统边缘，但到底未曾突破传统，内中症结依旧着落在专制政权对新生事物的摧残扼杀上。
前述学者无论是否采纳资本主义萌芽概念，大抵均承认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一定自新能力。
与之针锋相对，黄仁宇比照西方已然经验，断然否定了古代中国生成资本主义的可能。
他指责集权僵化的明代为追求政治平稳而少有根本经济改观，技术手段低效，私产保护阙如，资本出路狭窄，民间组织受抑，在外力强势侵入前，缺乏全面进化的基底。
此番言说在提示研究中国历史应正视其复杂性与特殊性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之余，未免又重蹈停滞论的老路。
由是亦见，社会转型视角固然丰富了考察维度，提倡经济变迁尚不足以涵盖历史演进全部内容，但究其本原仍未摆脱西方中心的影响。
这些学者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普适性争论的背后，始终涌动着中国何以或为何不能成为西方的思索。
对“规范认识”的反思与自主话语体系构建
揆诸传统中国未能自行迈入西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以上两种视角总会面临应然与实然间的逻辑困境而无法辩解透彻，这一情状越来越引起学界共鸣。
黄宗智即明确指出，把社会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连，认为商品化等同近代化并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其实表明了中西方共同的“规范认识”危机。
也就是说，早先研究倾向以西方社会演进经历作参照尺度，内里多包含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运转与社会经济发展天然矛盾的预设，遂至夸大了商品经济同现代社会的直接关联。
不过在他眼里，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现象显示的却是未有发展的增长，此种“内卷”或“过密”的定性，将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趋向化约成对农业生产总量与效率高低的评判，加之数据采用时或偏颇，所出结论自难堪推敲。
李伯重同样申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陷入窘局是套用英国模式的后果，所谓西方道路对中国历史的普遍含义，本质乃求证西方经验得以重现的必然性，而不是去发现中国经济成长的真正特点。
他亦着重从生产力层面解析中国的转向，表示明代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既属近代经济，则其与西方工业革命之间即便无通路对接，然时机一旦成熟，仍可迸发超越既往限制的持久活力。
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自主建立契合自身实际的史学话语体系的要求愈益迫切，多有学者鉴于明代商业变迁，表露出重构历史叙述范式的明显自觉。
万明以白银货币化为线索，沿着多元社会——整体世界思路，尝试进行全球化开端关键时期贯通中外变革的综合研究。
其旨在把明代国家、市场、社会间互动关系置于全球史视域下重加审视，突出中国主动融入近代潮流并参与开创首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原发性与内驱力。
她强调，始自民生需求的白银货币化引发一系列国家制度和社会构造的更迭，不光标志着传统农业向早期市场的经济转型，也助推了古代赋役向近代赋税的国家转型，实为中国开启现代进程的起源。
同样倡导立足本土经验观察中国，却异于由民间市场自发调节带动社会革新的观点，刘志伟尤为关注基于聚敛财富和征派人力的“贡赋体制”的传统王朝国家，如何利用市场流通实现资源获取与调配的运作机理。
在他看来，贡赋体制与其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一般阶段，或不如被视作一种蕴含独特性征的经济类型更为贴切。
嵌入其中的市场未必就是发端于商品生产交换、进而整合社会走向现代的嚆矢，反倒深受政府权力的制约和拉动。
两相对照，这种对中国历史演生途径中非市场机制原理与作用的探究显然不能忽视。
再有以往研究常将商人、商业看成与既有体制对立冲突的异质因子，赵轶峰突破此一立论基点，提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
该说认为中央集权的政体架构与商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经济走势间可以达成共生互洽格局，透露出当时社会在维系帝制稳固及商业繁荣状态下继续延展的潜能。
概言之，两者耦合发展的局面虽和资本主义通常表征若有近似，但实质并未引导明清中国驶入面向西方的同一演变轨道，故呈现为一种应在历史理论意义上予以单独对待的社会形态。
总体来看，学界展开的明代以降商业化变迁探索，于追问中西方现代性发生缘起、过程异同的同时，又对其各自运行的本体特色保持深度洞察，搭建起理解传统社会演化路径的多维认知框架。
今后研究应注重强化文明比较和结构分析视角，就中西历史演进道路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议题不断开掘出新，为自主创立合理完善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