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贯通 守正出新——简评《中国百年学术与文学》

作为一位勤奋多产的学者，艾合先生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不言而喻。最新出版的《中国百年学问与文学》（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中收录了他2008年至2021年的论文，可谓是作者最新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该书首次提出了百年中国现代学问的概念，着重阐述了作者对百年中国文学与学问的系统思考和独特解读。全书内容大致为三个：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现代文学学术人物回顾、现代文学研究史回顾，各部分相互独立、整体贯通；微观层面，对梁启超、陈三立、钱玄同等新旧代表人物进行个案分析，揭示其所承载的文学学术话题；宏观层面，探讨现代文学转型的外部条件（如报刊）和内在理据。在此基础上，俯瞰和回顾百年文学演变和文学研究过程，思考百年学术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由此可见，作者的研究范围和学术兴趣是广泛的。作者有幸看到了这本书，所以他没有假装肤浅，而是谈论了学习这本书的感觉，以便把它传授给方家。

概而言之，该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文学现代化的整体视角

作者曾明确指出：河南大学学术学科的特点是基本上连接了近现代。（第366页）作者在早期的著述中，有意识地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角度出发，以世界变迁为基点来观察文学情怀。例如，1988年与袁凯生、谢志锡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导论》将现代文学视为现代化的开始、准备和开始。

在本书中，作者对中国百年文学的探索也不局限于现代文学的转型理论和转型理论的框架；从它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出发（第94页），打破了现代与现代的界限和界限。文章《文化自信与中国近代学术百年》有意识地运用文化自信理论，倡导从学术层面总结百年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展现出宽广的学术抱负和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文章还对大学课程体系设置和教材编写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期呈现百年学术技能的丰富延伸。

在许多文章中，作者反复提醒读者在讨论文学史之前，要注意时代思潮变化的背景。这种对"历史"的自我意识也源于作者对现有研究范式的审视和借鉴。正如他所指出的，现代文学研究界习以为常的学科思维惯性：他们对五四文学发生的"理解仍然是基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缓慢衰落作为背景陪衬。"因此，"截至20世纪末，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距和分离仍然存在。"（第451页）这种"文学史发展中的线性思维方式"（第40页）确实使现代文学研究无法摆脱尴尬的境地。研究者广泛使用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虽然意在打破学科界限，但由于它呼唤五四价值观的回归，举起了启蒙的旗帜，在对具体文学思潮的判断中以价值观念为先，其外延是不完整的。"重写文学史"和"现代性"的研究范式是相似的。

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视野下的整体观察下，作者坚持走纯正的文学史研究道路，形成了中立、不偏不倚的研究风格，关注百年文学本身的内在变化轨迹，原原本本地追溯文学进程，对明代变化做了大量梳理，勾勒出百年文学所承担的自我更新和他的新的双重使命，指出晚清开启了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这些观点基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假设，有助于弥合近现代之间的“鸿沟”，促进不同学科之间形成更多的“共识”。

2.“文史贯通”的学术视野

作者在评论文学人物、思潮和现象时，并不局限于文学的内部，而是着眼于考察文学变化背后的学术变化和时代思潮的变化，即文学变化的外部媒介和触发因素。这种“辨章学术，考镜本源”的研究使作者的话语显得更加坚实和沉重。任万秋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曾被作者概括为“依靠思想史和文学史来解释文学史。（第5页）任先生强调五四时期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是一二一（第348页）就是一个例子。

就现代文学而言，在梁启超的《新民论》中，他的新民等对象与新文学是相互联系的，即有新学术，其次是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能、新器皿。（第35页）严复、吴汝伦等人也因为不满现有的学术和知识体系而提出了新的文学观念和主张。因此，关注文坛革命以外的历史革命等因素，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更符合历史的本真。作者在《梁启超新民论格局下的史学与文学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 ":" '新史学与新文学是辅助新蜂学的左右两翼'. " (35页）《中国文学世纪之变》一文从学术变革探讨文学之变，指出严复、梁启超、王国维都是西学的输入者和中学的发明者，都希望建立适应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知识和学术体系。"（第59页）三者的文学主张在文学功能观和启蒙路径上有异同。

又如《钱玄同的学术精神与品格》，曾多次论述及其学术思想的转型。钱玄同最初徘徊于古今经典之间，最终认识到各有各的局限性，这与文学观念和文化命题的产生有着内在的联系，却容易被研究者忽视。作者用大量篇幅论述钱玄同从怀疑古人到梳理民族传统的学术思想转型，揭示其对现代学术界转型的意义。这种历时性的纵向考察使对钱玄同的认识更加立体深刻。作者强调普通话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双向互动与推动，把钱玄同的语言改革建议放在现代普通话运动的视角，对他参与现代普通话运动及其贡献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中被忽视的一面。此外，作者对吴汝伦、夏增友等人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的观察，也是从他们学术观念的整体角度进行的。

3.平实贴切的叙述笔法

与现有作品相比，作者的叙事语言兼顾学术和通俗，并在两者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整体上给人一种简单、坚实和厚重的感觉。既有对历史场景的微观生动的描述，也有宏观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就像调整镜头一样，它可以在放大和缩小之间自由缩回。前者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而后者不拘泥于文学史的现有结论和框架。

书中多处可见对历史场景的生动描述，如章太炎、王国维等人从事报社工作，"王国维到（《时事日报》）报社时，梁启超已辞去主笔职务。"（第3页）作者多在文末总结讨论对象，看似随意简练，实则蕴含作者的历史知识，如"新的文学队伍在暗中集结，新的文学革命正在悄然孕育......历史在思想和文学的进步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第26页）"青年的作为，构成了新一代文化人的舞台；而老年人的论断，则被解读为老一辈火贼的谢幕，历史就这样在现代与现代之间进行了过渡。"（第69页）这种话语所传递的历史厚重感，有时也会化为文学人物的一声叹息，如吴汝伦及其著作"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新文化与文学重建的曲折与困难"。（第180页）

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虽然属于纯粹的文学史研究，虽然是一个世纪文学和学术结束时的鸟瞰和回溯，但它并不以“后知后觉”来寻求全部指责；它是对人物成败的客观评论，处处表现出对研究对象的同情和理解。在叙述中，它经常给人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例如对钱玄同学术的评论。对其老师访问邱先生学术史的回顾河南大学史和中国学科史的回顾，充满了对教师的情感和对学术的尊重。这种历史叙事和研究中的“温暖尊重”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尤为可贵。

作者在引用现代文学人物的讲话时，往往能从中提炼出一些概念和词汇，如梁启超和严复分别创作的西学东来和西学西来的段落，以及梁启超关于文化的犀利进补命题等。（第47页）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善于总结具体的文学思潮和现象，如吴汝伦主张湘乡派文回归桐城派文、夏增佑在政治散文中的思想倾向、夏增佑《中国古代史》的写作策略和学术成就、陈三立在现代诗坛的意义等。

作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参与者、学科发展壮大的参与者、学科建设的策划者，足以系统地回顾和总结百年学术和文学。本书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作者的问题意识不仅局限于纯粹的学术层面，而是始终着眼于时代的巨变，反映了其背后的深切关怀。正是因为他坚持从广阔的学术视野出发，作者的研究呈现出“守正出新”的特点。相信本书在研究方法、视野、观点等方面都会让每一位读者受益匪浅。

——范阳阳（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