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是中央集权制，但却并非一直都是君主专制。
大体来说，在宰相制度被废除之前，只要不是乱世，相权还是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的，我国古代也只有明清是真正的独裁政治。
从总的趋势来看，我国古代的皇权不断膨胀，而相权则一步步被压缩，直至被朱元璋废除。但我国古代的宰相制是否一定会走向消亡呢？除了朱元璋个人的作用之外，元朝的出现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1，我们先看宰相制度的发展历程
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
这是太史公在《史记》中对宰相一职权责的概括，由此可见秦汉之时的宰相权势之大，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宰相，宰是主宰；相是辅佐。宰相这一职务其实是从国家诞生之日便出现了，至秦朝则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了下来，即三公九卿制。
然而，宰相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与皇帝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部宰相制度史，几乎就是皇权逐步侵夺相权的历史。
皇帝需要宰相协助其执掌朝纲，但又不想让相权凌驾于君权之上，是典型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于是，历代帝王便不断的想办法限制相权。
相权的转移
汉朝初年，是宰相权势最大之时。而至汉武帝，便设立尚书台，以“中朝”辅政；宰相所在的外朝被架空，变成了执行机构。
所谓“中朝”，最初便是皇帝宫廷机构内的官员，大多是外戚、秘书，品级不高但由于侍从皇帝而逐渐做大，“尚书台”后来成为拜相的象征，汉末宰相如果不加“录尚书事”则并非实权宰相，只是虚位。
至此，相权发生了转移，由“三公”移转到了“录尚书事”，而尚书台实际上又变成了外朝。
相权的稀释
从“三公”到“尚书台”，相权只是发生了转移，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皇帝们自然不甘心。
两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演变为尚书省，正式成为王朝的权力中枢，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与汉初的“丞相”无异。于是，皇帝想到了分割相权，即设立中书省、门下省、秘书省等，以此手段使尚书令不至于一家独大，并形成了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的三省分工机制。
至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作为一项制度规范了下来，并设立政事堂，凡入政事堂者均为宰相。
群相制，使宰相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可能大大降低。
相权的切割
两宋时期，在继承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基础上，继续对宰相的权力进行分割。
设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与宰相分掌军政，号称二府。同时，设立三司使，掌管财政大权。
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互不统属，与唐朝相比，两宋的相权又被分割。同时，与汉唐之时的坐而论道不同，宋朝宰相也只能站着面对皇帝，中央集权继续加强。
以此发展下去，相权作为一个整体或许还会存在，但随着相权的稀释和分割，宰相其实已再无威胁皇权的可能。
2，元朝加强了相权
元朝的中枢只有中书省，设中书令一名，左右丞相各一名，此外还有左右丞、参知政事等辅助官员。
这其中，中书令之职由皇太子兼任，是定制，也是只是名誉职务。真正掌管中书省的是右丞相，左丞相则是右丞相的助手。也就是说，元朝的宰相权力既没有被稀释，也没有被切割，相反与唐宋相比还得到了加强。或者说，元朝的右丞相便相当于秦朝和汉初的丞相。
这一点，事实上与蒙古人的发展阶段有关。
怯薛制
元朝的宰相制源自其本身的怯薛制，而怯薛制是蒙古人的一种贵族封建制的残余。
这一制度源于成吉思汗设立的怯薛军和怯薛宿卫轮值制度。怯薛不仅负责君主的护卫，内廷的各项职责，其怯薛长还担任国家的高级官员。
也就是说，怯薛既是内廷的护卫，也是贵族世家，其与皇帝既是君臣，又有亲缘关系。
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这就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朝政相似，相国既是家臣，也是贵族。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说，元朝的宰相制度其实又从头来过了。
3，朱元璋可不想再走一遍汉唐宋的老路
朱元璋刚刚建立明朝之时，其宰相制度是承袭元朝的，也就是说明朝初年丞相的权力几乎相当于汉朝初年。
这对于想要大权独揽的朱元璋来说，显然是相当不爽的。
怎么办？朱元璋显然不想再将汉唐宋稀释分割相权的老路再走一遍了，于是大手一挥，宰相制度便被彻底废除了，从此六部只属于皇帝。
试想，假如没有元朝相权的扩大，宰相制的最后结局可能就是不断稀释和分割，当宰相不再威胁皇权之时，自然也就不会被废除。
而正是元朝相权的急剧加强，迫使朱元璋采取了雷霆手段彻底废除了宰相制，胡惟庸也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
之后，无论是明朝的内阁大学士，还是清朝的军机大臣，都只是皇帝的秘书，再无法执掌六部、统领百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