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精神》。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一
今晚的讲题，是上次讲完“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后，由张先生提出，要我讲“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盛衰兴亡”。我今略事扩大，改为“从中西历史来看盛衰兴亡”。大义承续前讲，只是所从言之角度不同而已。
我改从中西双方历史来讲的原因，因我幼时有一事常记心头，到今已快六十年。那时我在小学爱看小说，一日，正看《三国演义》，一位先生见了，对我说：“这书不用看，一开头就错。
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许多话根本错误，在我们中国历史不合理的演进下才有这现象。像近代西方英法诸国，治了就不会乱，合了就不会分。”当时那位先生这番话深印我心头，到今不忘。
那时我还不满十岁，但今天由我眼看到西方国家像英法，也走上衰运。不仅如此，我们读西方历史，常见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往往衰了即不再盛，亡了就不再兴，像巴比仑、埃及、希腊、罗马都是显例。
所以西方人讲历史，没有像我们中国人所想的“天运循环”观念。要说一治一乱，亡了再兴，衰了复盛，西方人似乎没有这信心。
但中国历史明明如此，亡了会再兴，衰了会复盛，其间究是什么一番道理，值得我们研究。下面所讲，或许是我一时之想，但不妨提出，供大家讨论。
我上次讲，中国文化是内倾的，西方文化是外倾的。西方文化精神总倾向于求在外表现，这种表现主要在物质形象上。这可说是“文化精神之物质形象化”。
其长处在具体、凝定、屹立长在，有一种强固性，也有一种感染性。一具体形象矗立在前，使人见了，不由得不受它感染，因此这一种文化力量相当大。但亦有缺点。
既成了一形象，又表现在物质上，成型便不容易再改。换言之，不是继续存在，即是趋向毁灭。而且物质形象固由人创造，但创造出来后，却明明摆在人外边，它是独立自存了。
它虽由人创造，但没有给人一种亲切感。它和人，显成为“两体”的存在，而且近乎是“敌体”的存在。而且物质形象化有其极限，发展到某一高度，使人无可再致力，它对我们乃发生一种顽强的意态，使人发生一种“被压迫”“被征服”的感觉，而那种感觉又是不亲切的。
因此物质形象之产出，固由于人的内心生机与灵性展现，但到后来，它可以压迫人，使人“灵性窒塞”，“生机停滞”。因此文化之物质形象化，到达一限度，衰象便随之而起，而且也不容易再盛。
埃及的金字塔，便是文化物质形象化之一个具体好例。今天我们去埃及，面对此巨型体制，无不感其伟大。从其伟大，可以引生出我们对自身之渺小感。
纵使今天人类科学远迈前古，但面对此成型巨制，也感到无可措力、无可改进。金字塔的建造，本也是“由小而大”逐步进展的。
但最后到达一“限度”，它定了型，好像超然独立于人类智慧与力量之外而自存自在。埃及古文化衰亡了，但此金字塔则屹然常在，脱离了它所由生的文化而独立。
又如欧洲中古时期的许多教堂，鬼斧神工，宏丽瑰伟，也都到达了定型化，无法再进了。可见任何物质形象之伟大，必有一限度。一方面是人类文化进展而始能到达此限度。
人类当时的文化精神就表现在此伟大上。但当时人类文化之无可再进，也表现在此限度上。所以物质形象化到达一限度，即回头来压迫人，要人自认渺小，自承无能，而人的灵性也因此窒塞，生机也因此停滞了。在耶教初期，以至在罗马地下活动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耶教有其不可估量的生命力。
但到中古时期，各地大教堂兴起，不论教徒、非教徒，只要一番瞻仰，敬心油然而生。而耶教的新生命、新精神，也不能不说在向着下坡路而逐渐萎缩了。
今天跑进欧、美各地的大博物馆，收藏的尽是些巴比仑、埃及、希腊、罗马，乃至中古时期的各项遗物，要瞻仰研究他们的古文化，多半要凭藉这些遗物。
这说明了他们的文化，正表现寄存在这些遗物上。若舍弃了那些遗物来直接观察今天的巴比仑、埃及、希腊、罗马，试问他们的文化在哪里？所以说他们的文化，偏向于物质形象化，精神外倾，衰了不复盛，亡了不再兴。
二
且离开西方的古代和中古，来看他们几个现代国家吧！我认为现代西方文化，仍然不脱其外倾性而走了物质形象化之老传统。姑举他们几个大国的首都来讲。这些首都建设，正也是他们文化精神外倾及其走向物质形象化的一种具体例证。
如去英国伦敦，总要瞻仰西敏寺、白金汉王宫和国会。三建筑近在一区，就其历史演变言，实从一个而演化成三个。中古时期的宗教“神权”，下及近代国家的专制“王权”，再进到现代的立宪“民权”，不到一千年来英国全部历史上三个阶段的演进，都保留在那里。
他们的历史文化精神，正可一瞻仰伦敦这一区的三大建筑而具体获得一影像。而由一个展演出三个，又是三个共存在一块。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英国的国民性，是“最现实”的，又是“最保守”的，所以又最长于“适应”与“调和”。
因其重视现实，一切过去现实都舍不得丢，要保守，而又要与当前现实适应调和。他们的现实主义，由一面保守、一面适应调和来完成。因此产出他们一种无理想而灰色的所谓“经验主义”。
但这一种灰色，经过历史的长期累积，终于不得不变质。由淡灰色变成深灰色，再变，便慢慢地成为黑色，暗淡无光了。历史积累，遂成为英国人一种负担与束缚。
英国人凭藉他们那一套重现实、重保守、重适应调和的经验哲学，而创出他们一段光辉的历史。但历史要再向前，而保守有限度，从西敏寺到白金汉宫，到国会，极相异的全保留，而且像是调和成为一体了，全部历史文化精神都从物质形象化中具体客观地放在那里。
不论是英国人非英国人，来此一瞻仰，无不肃然起敬，觉得它了不得。困难的，是物质形象已定了型，极难追随此下新历史之无穷演变而前进。若要划地改造，则是另一回事。所以物质形象化，终于要使人精神被困惑住，新生命不易再发展。
再看法国巴黎，从凡尔赛宫过渡到拿破仑的凯旋门，成为巴黎市容的中心。广大的马路，会合向此凯旋门而八面开展。体制定了，便苦于无法变。由拿破仑凯旋门推扩到拿破仑墓，不论法国人非法国人，一到巴黎，就会联想到拿破仑。
巴黎市的建筑，就表现出法国的国民性主要乃是一种个人崇拜的“英雄主义”。由拿破仑而造成巴黎市。法国历史光荣，在巴黎市容上表现。到今天，拿破仑阴魂不散，还控制着法国。
如戴高乐，何尝不是受着拿破仑影响而想恢复法国已往的历史光荣呢？但这也是一种文化外倾物质形象化到达了某阶段，而回头来压迫征服人，使人限制在此一形象上，不能再有新生机、新开展。
除非革命，把巴黎市容整个破坏，从新做起。然而此一破坏，亦不易忍受。
英国人讲保守，法国人讲革命，都有他们一段光辉历史，都物质形象化在他们的首都建设上，正可使我们来推测他们国运之将来。“个人英雄主义”“经验保守主义”皆不适于新历史之不断向前，因此在今天而谈英法两国之前途展望，皆不免于黯澹，不使人兴奋。
再看意大利，它是一新兴国家，立国远在英法之后。然而一到罗马，首先看到许多古代罗马的遗迹，其次便是梵谛冈教皇宫廷，以及代表“文艺复兴”一段最光辉历史的、最伟大的教堂建筑。
这些在意大利人精神上、心灵上是会有一种压迫感的。伦敦巴黎，是英法人的自身表现，罗马则是一种“先在”表现。这些先在表现压迫着，便不易再起来一个新兴的罗马。
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梦想要把古罗马的阴魂来放进这个新兴国家里面去，昙花一现，当然要失败。
所以意大利的新生机不易成长。只看文艺复兴那一时期的表现，意大利人的聪明智慧，断不差于英法人，正因为在其境内的物质形象化已到达了某阶段，遂使这一块疆土内生机衰落，停滞不前了。
英、法、意以外，要讲到德国。德国同是一个新兴国。但意大利有历史担负，远古西方文化之物质形象，重重地累积压迫在它身上。
德国比较是平地拔起，柏林是一新兴城市，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毁灭了，此刻正在新兴。在德国，物质形象化方面似乎还没发展出一定型来，因此他的向前的生命力，似乎也比较旺盛。
现再综述上面所讲，我认为西方文化总会在外面客观化，在外在的物质上表现出它的精神来。因此一定会具体形象化，看得见，摸得着；既具体，又固定；有目共睹，不由不承认它的伟大有力量。
这一种文化，固然值得欣赏，但它会外在于人而独立。我们游历到埃及，埃及古国早已灭亡，但金字塔依然屹立。欧洲中古时期各地的大教堂也如此，似乎在此以前的耶教精神都由它接受过来而作为惟一真实的代表似的。
此后的耶教心灵，却不免为此等伟大而宏丽的教堂建筑所拘束、所范围。换言之，从前耶教精神，多表现在人物及其信仰上。此下耶教精神，则物质形象化了，人物和信仰，不能超过那些庄严伟大的物质建设。
英、法各有一段光荣历史，亦都表现在伦敦、巴黎两都市之物质形象里去了。游伦敦如读英国史，游巴黎如读法国史，至少其历史上之精采部分揭然提示在眼前。然而，文化精神表现在物质上而定型了，便不能追随历史而前进。
起先是心灵创出了物质形象，继之是物质形象窒塞了心灵生机。前代之物质造形，已臻于外在独立之阶段，与后起之新生机有冲突性，旧定型吞灭了新生机，而此国家民族，乃终于要走上衰运。而且一衰就不易复盛。
再论国家体制，它们也多定了型，所以近代欧洲极难有统一之望。我们由此推想古代希腊各城邦，始终不能统一而卒为马其顿所并，希腊灿烂文化，亦终告熄灭，此非偶然。
若要在定型后更求发展，则如古代罗马及近代欧洲走上“帝国主义”而“向外征服”，这是惟一可能的路线。但帝国主义违背历史进程，到后仍只有以悲剧收场。故国家定了型，是除非革命，从新改造，否则摆脱不了以前的旧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