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不流于俗的行为和精神？
①
历史的年轮不断向前推进，中华大地经历了秦汉的大一统局面后，迎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纷争与动荡。乱世中蕴含着思想的活跃，“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文人们来说，乱世中国家精神统治的藩篱瓦解，大可以一舒胸中块垒，快意人生。正因为摆脱了现实中礼教的枷锁，魏晋士人才有了千古不决的独特气质与情怀，是为魏晋风度。
东汉以后，宦官和外戚你方唱罢我登场，视国家公器于无物，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士人们深受其害，“党锢之祸”的爆发更是无情的击碎了士人们的救世思想。在儒学式微、名教危机的背景下，士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世说新语》是记载魏晋士族逸闻轶事的著作，看似荒诞不经，但却实实在在的反映了当时士人的精神状态。
魏晋士人的无奈是政治黑暗下的性命之忧，不得为以求自全，以放任自适、放浪形骸排解心中苦闷。
魏晋风度是士人们的外在气质，是一种臻于玄远之境的人格美。
嵇康临刑前掷琴于地，大呼“《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淡定从容，阮籍为拒姻亲，饮酒大醉的逃避之举，皆为士人风度，魏晋风流，是无奈，也是救赎。
1、主流意识形态的崩塌
先秦时期，社会潮流汹涌激荡，诸子百家思想在乱世之中产生并互相学习融合，成就乱世中的思想盛宴。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各家的政治参与度尽管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并没有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诸子学说自诞生以来，便储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里，等待着后世的翻阅与对话。
抛开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来看，在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背后，我们能洞悉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国家意识形态所衍生的国策与之相对应。秦重权术、焚书坑儒，二世而亡；东汉继承独尊儒术的经学传统而渐渐透出衰微之象。至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虽然以刑名法术取得硕果，却同样为曹魏政权的丧失埋下了祸根。
从王朝的治乱兴衰可以看出，诸子百家虽然对治国都有可借鉴之处，但任何一家文化理论都有短板，一旦落实为治国纲领，缺陷就会逐渐显露，固守它的政权将付出相应的代价。
汉武帝时期，各种经典与阴阳术数相结合而产生一系列谶纬之学。董仲舒将春秋大义与阴阳术数结合起来，进而阐述三纲五常，从而确定了大一统等级界限森严的尊卑秩序。而这种附会思想经过经师鸿儒的不断解说日渐累赞，逐渐失去其内在的创新动力，两汉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魏晋之际日趋瓦解。
由东汉末党锢之祸及黄巾起义的熊熊烈火开始，历史的车轮将士人们抛出正常的人生轨道。而国家机器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因皇权的孱弱失去了固守的能力。魏晋之际，政权再一次陷入频繁更迭的泥潭，生民涂炭，读书人岂止长叹！
不幸生逢其时的士人在动乱的社会中面临了时代难题：是虚与委蛇认可新政权甘为其附庸？还是坚持正义为旧政权殉葬？抑或隐居山野以全其性？事实是，士人们在一些特殊的时刻，其选择的权利也在无形中被剥夺了。嵇康隐居山阳因不与新政权合作而被谗佞小人罗织罪名处死，阮籍抑郁苦闷似醉还醒却也终究难逃司马氏的纠缠。
但是浸透儒家救时济民理想的士人是有人格，有良知的，当旧的意识形态伴随着旧王朝的崩塌而不复存在时，士人们那被现实痛击的敏感神经也苏醒了。他们在浓厚家学气氛的熏陶下，有意无意地从经书古籍中汲取精神营养，并以其切身感受为催化剂，对先秦诸子的思想重新产生了兴趣，由此而产生了对经典的再解读。
2、清谈之风的倡导
两汉到魏晋，世家大族在宗法制观念与血缘关系、地域关系的相互作用下，其内部组织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紧密。而由于其抱团的向必力与作用越来越强大，世家大族在政权角逐与运作中的作用和参与度也就越发强大，对于精神领域的影响也就自不待言。
魏晋时期，随着门阀政治的兴起，既得利益者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把持资源，挑选人才的标准也很有歧视性地标榜门第，区隔贵贱，造成“上品无寒口，下品无士族”的政治局势。政治资源的集中必然导致了人们对于入仕的角逐，人与人的关系被等级秩序严格牵制，而寒门子弟不得已投靠世家大族门下，导致清谈之风盛行。
魏晋之际，在政治领域占据地位的士人同时也是时代思潮的引领者。《世说新语》讲何晏首倡玄风，这只是开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之所以发生碰撞、会通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玄风，靠的不是玄学家的皓首穷经的引经据典，而更多是政治领袖极具有号召力的清谈活动。
何晏是汉末外戚何进之后，作为一个出身高贵、热爱谈玄的士人领袖，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清谈名士。王弼就是深得何晏赞赏的青年哲学家，何、王二人举行哲学会谈，探讨一系列哲学问题，这又进而推进了王弼玄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西晋时期，清谈风气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以清谈首脑王衍为轴心组织起来的清谈辩论赛也是盛况空前。
东晋最具政治领袖威望的王导也是清谈领袖，王导对于“声无哀乐”、“养生”和“言尽意”三个论题谈论得尤其深入，他对清谈十分痴迷，甚至因为与人清谈彻夜以致早上见客都来不及梳头。
王导之外，东晋谢安对于清谈也很是推崇，王義之劝诫他减少清谈，免得耽误国家大事，他不为然地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从谢安的立身处世来说，清谈与实干并不是对立冲突的，是一种与人交流的方法，同时也是展示自我才情的方式。
西晋的开国皇帝虽然是以血腥与权谋问鼎皇权，但东晋时期，因为八王之乱的消耗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皇权无力独大，不得不选择与大族共享权力。这不仅是对皇权的一种制衡，相应地也是对贵族特权的一种庇护。世家大族对于清谈的热情非同一般，在他们的推动下，清谈自然成了士人们很日常化的行为。
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人生三境
魏晋时期，世事纷繁，士人们被田园牧歌的盛景抛却，留下的是无尽的恐慌以及满目的疮痍。在这样的乱世，保全性命尚且不易，士人们自然会有不同的人生抉择。尘世中终究束缚太多，封建礼教的瓦解又给了他们宣泄感情的出口，是超脱，还是救赎，亦或是枕流漱石，藏身于天地之间，魏晋士人们在纷繁乱世别有一般风度。
1、超脱之境——天性自然
在政治前途不明，性命堪忧的心境中，自然是唯一包容的，随时随地都给予士人接纳的处所。到魏晋这一非常时期，部分士人选择远离世俗纷争，亲近自然这一灵魂故乡。在自然的庇护下，他不仅可以全身避祸，最重要的是可让自然之纯净荡涤他的心灵，让精神与肉体在自然中融合而重新思索生命的真谛。
在魏晋人看来，人除了先天气质与自然气息相关，人在生活中的姿态、品质也与自然界的某些物象具有相似性。
因此在人物品藻风气盛行的魏晋时期，人们自然而然地物喻人，似乎人的一切在自然中总有相应的参照。
《世说新语·容止》评价穂康说：“其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额俄若玉山之将崩”，短短两句话人物操守与风采立刻显现。
魏晋士人大都对于政治不感兴趣，有很多大人物身上透着儒雅洒脱的道家精神。他们对政治愿景不再如两汉时代那么忠诚热血。但即便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士人选择出仕，毕竟，那些门阀大族要想保持他们的利益与名望是需要家族中有强大的人物来参与政治的。
东晋谢安，当初高卧东山，世人说他是待价而沾，但却为了家族不得已而出山。
游戈山水洒脱自在的他在从政期间几经大风大浪，以镇定自若的风度指挥淝水之战，在桓温的鸿口宴上以洛生咏的雍容肃穆令桓温动容而保全生命。
从《世说新语》看谢安，他是极有纯元生命气息的一位士人。
家庭生活中，熏陶晚辈满是慈爱与智慧；与朋友王義之、许玄度等谈政论道探讨人生颇具哲理趣味；即使出山辅政，也能将责任与智慧演绎到极致。
2、救赎之境——烟火人生
魏晋时期，传统社会秩序连同陈腐压抑的礼仪教条被乱世重重地戳破，士人们被抛出原本规划好的读经致仕的正常轨道。彼时的世界在精神上己近坍塌，社会秩序也被打破，以往平稳沉闷的步调开始凌乱，世道人心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这个转变的突然降临让士人们彷徨不知所措，于是我们从《世说新语》中窥见士人们的种种世相。
第一，他们相互标榜，风流自赏。
为了求名赢得关注，他们以各种方式展现自己，有故作姿态鱼目混珠者，有特立独行者，当然也有“真名士自风流”者。
刘伶醉酒狂言，自翊：“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当时许多士人像刘伶一样嗜酒，对于人生的终极目标以及事业功名、家国兴亡这样的宏大叙事，他们似乎不再感兴趣了。
同时，他们的率性而为就像巴掌一样掌捆到玩弄权术与阿巧奉承者的丑恶嘴脸上。
第二，他们对于政治热情逐步转移到对于家庭的关注。在家庭生活中，我们看到人类生活的另一种比正史更具血肉与生命元气的生命图景。在《世说新语》中，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不再如以往是失语与被表达的木偶，魏晋士人看起来特别的儿女情长，似乎不像我们传统文化所推崇的血气男儿，然而这又何尝不是男儿本色。
第三，人们对于自我的认可度也比以往更高。一部《世说新语》，虽然其中的故事都聊聊数语，然而表达主体性的“我”、“吾”、“吾等”等字眼却频频出现，这种风流自赏的自信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开始树立起自我的主体意识，对自我有着既哀痛又自恋的激赏。
3、物外之境——枕流漱石
不正常的秩序激发人们的自然性灵，也刺激人们无度仿徨的欲望，日常生活也开始变得非日常化。在放诞、激烈的表现之后，依然不能安顿那颗乱世漂泊的心，加之对于政治、名利与道统不再如以往那样身负重任，这时的人反而更加清闲，在文学艺术等审美领域展现出他们的巨大热情与才情。
美是有情人眼中的山水，没有情感的细腻与敏感就不会有对于美的捕捉与发现。
审美趣味也体现着人的情感意蕴，没有情也就无所谓美。
从《世说新语》中，我们发现魏晋士人的情感尤其发达。
嵇康对于音乐的挈爱在其《琴赋》中处处可见；孙绰被天台山的美丽所折服，“聊奋藻以散怀”创作了《游天台山赋》；曹植因为对于洛水女神思而激发了他对于美的想象，由此而写下《洛神赋》这样唯美的文章。
审美的人生是活泼、丰富、有灵性的人生。通过审美，魏晋士人让日常生活鲜活起来，并以此来排解现实生活的沉闷，释放自我的性灵与才气。是审美的涵养，让他们的生命潜能得到释放与超越，也因此让他们在《世说新语》的记载中为后世知音所契赏。他们短暂的生命因艺术而不朽，因《世说新语》而形成激荡几千年的涟漪。
4、禁忌与放纵：士人自我意识觉醒与魏晋风度
面对现实伪礼教的束缚与虚伪表演，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从哲学层面探讨圣人是否有情？圣人缘何制礼？人之在世是任情还是守礼？这种种问题的背后其实是魏晋士人在纷繁的世相中不自觉自我意识的觉醒，探讨如何在礼的禁铜下找寻到表达自我的出口。
魏晋时代士人的精神在剥离了现实的繁琐之后，似乎道遥于自我的精神世界。
然而事实并不尽然。
面对生死别离、世事无常，他们比任何一个时代的君子更脆弱、更容易动情，他们伤春悲秋、感叹故土、痛惜生命的调零、人生的多变。
这个时候，那些情感喷薄、愤世嫉俗然的士人们从圣贤的典籍中挖掘“圣人有情”的依据，推己及圣人，力图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是王戎掷地有声的回答。是的，魏晋时代是一个多情的时代。面对北方山河沦陷，朝廷偏安一隅，而自己壮士暮年却壮志未酬，作为一代枭雄的桓温也难免触景生情。这种家国兴亡与自我生命之思相互激荡怎不叫他们柔肠百转！
《世说新语》多角度地展示了这个时代的娇嗔贪恋痴迷。魏晋时代的的士人不讳言自己的自我意识，酣畅淋漓的表达自身感情，然而在任情与克制之间，他们的情感表现却是复杂的。阮籍在母亲去世时大肆地饮酒吃肉以示对礼法的蔑视，却最终难逃情的束缚，这说明情是主观流溢而非伦理规范或者个人理性能控制得了的。
尽管经受了太多时代的风云变幻，但魏晋士人在精神领域的自由空间还是挺大的，他们更多的关注自我的生命体验。安说桓子野“一往情深”；狂傲之如阮籍在邻家妙龄女郎不幸去逝时依然悲不自胜；嵇康临刑，依然要倔强地奏一曲《广陵散》。在生之留恋与死之感伤中，士人的生命体验愈发细腻、真切，这才是魏晋风度。
5、结语
魏晋时期的士人历经东汉的战乱、魏晋禅代的血腥、两晋之交的永嘉南渡到偏安江南，他们的身上既有时代的烙印，也有历史的惯性，有一以贯之的文化血脉与精神传统。魏晋时期，世事纷杂，刀光剑影摧残了士林的热血火种，士人们由于受到大规模的心灵创伤而与政局保持慎重的距离。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是古往今来很多士人在经历了风雨后的选择，但是魏晋士人们却由于高压的政治环境，由不得自己做选择。他们或于现实中消极避世，或装疯卖傻隐逸山林，一曲广陵散，天涯何处觅知音。饱经世事艰辛，人情冷暖后，他们放纵的外表下仍然有一颗炙热的心，这才是魏晋风度。
②
、违礼举止
魏晋时期，传统礼教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纵情越礼，毁坏礼制在魏晋名士生活中是普遍现象，他们不屑于遵守传统秩序规范，常常以极端的言行反抗常识，反抗世间习惯了的信条，采取一般人看来矫激的言语行为，甩开现实的束缚，洋洋自得于懈怠无为的生活。
魏晋名士蔑视传统礼法，违背礼俗的言行相当突出。
阮籍、刘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任诞》第六：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
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任诞》第三：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
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
’妇曰：‘敬闻命。
’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
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明显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之情。
阮籍更是处处与礼教规范对着干，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他却偏与邻妇一起饮酒，并醉卧其侧。
《礼记·曲礼》明确规定：“嫂叔不通问。”他却定要与嫂子送别③。
礼教又规定母丧期间不食荤，他却大啖酒肉，神色自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