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早期人类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到了农业时代，更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古代先民发现：天上的太阳总是在升落循环，就把两次日出的间隔期定为一日（一天），这便有了第一个时间概念——过日子。但是日子越过越多，容易记错，于是人们又找到另一个参照物——月亮。
古人观察发现：月亮圆缺也是有周期的。从一弯新月到上弦月、满月、下弦月，再到新月出现，大约是30天。于是就有了月的概念。
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生活中，古人又发现：草木生长也是有周期的，从发芽、长叶、落叶到再次发芽，大约要经历12个月。于是便约定12个月为一年或一岁。“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长久以来，我们的时间感一直由行星运动定义。早在知晓地球绕轴自转和绕日公转之前，我们就在谈论“天”和“年”。月亮的圆缺给了我们“月”的概念，太阳的升落给了我们“正午”的概念，但依然没能逃离计时的困境。滴漏，沙漏等工具，由于误差极大，计时单位也不一致，人类几乎不可能发展出精细的计时概念。
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历史上不断有人试图设计出更准确的计时器。这当中，惠更斯发现的钟摆定律和基于钟摆定律发明的摆钟，无疑于为人类寻找“更准确的计时器”的历史进程跨出了一大步。
其实，摆钟的发明并非偶然。
欧洲人很早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机械装置来实现“机械动作的等时性”，以此来实现精密计时。
15世纪，欧洲就出现了最早的机械钟。
这种机械钟通过擒纵装置的摇摆动作，按照一定的频率开关钟表的主传在钟表还没有普及前， 动链，使指标“停——动”相间并以一定的平均速度转动，从而指示准确的时间。
这种擒纵装置的使用是人类计时器上的一大进步，直到现在，它仍然是钟表中必不可少的确保等时性的装置。
然而，对于一个精密的计时器而言，光有擒纵装置是远远不够的，其动力来源也要有精确的等时性。
早在四千年以前，中国古人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将一根石柱垂直立在地面上，在太阳光下观察石柱影子的变化，这叫作“圭表”。
古人发现：在一天当中，圭表的影子有一个最短刻度，此时正是当天太阳最高的时刻，于是定为午时。
他们连续测量发现：圭表每天的最小影长，是随日期变化的；在夏天的某一日达到最短，在冬天的某一日达到最长。古人由此确定了夏至日和冬至日。
圭表日影从最短逐渐变长，到最长时再逐渐变短，形成了一个完整周期，这便是一年。一年循环当中，圭表日影会两次经过一个中间点，这时侯昼夜长短基本相等，古人由此确定了秋分日和春分日。
至此，中国古人发现了一年当中最显著的四个节点：夏至、冬至、春分、秋分。他们又结合圭表测影，对天气和植物进行了更细致的观察，终于发明了“二十四节气表”。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芒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二十四节气表”是我国先民的伟大发明，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指南针、火药等四大发明。为什么？
因为“节气表”是中国农历的精髓。它不仅表示日期，更是农业生产的指针。
传统时代的农民都熟知这些谚语：“立春晴，雨水均”、“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过了芒种，不可强种”，“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
如果农业生产错过了节气，轻则减产，重则绝收；这在古代社会是很要命的。所以古语云：“为政莫大于明时”，就是说：统治者的重大责任就是修订历法，千万不能让人民误了农时。
不信你看看古书对古代圣王（譬如黄帝、尧、舜）的记载，都会强调他们“修制历法、授时于民”的伟大功绩。
中国古人是通过钟鼓楼来知晓时间的。早在汉朝，我国就有了钟鼓楼报时制度。早期的钟鼓楼设在皇宫内，只为皇家服务。唐朝的钟鼓楼，早晨敲钟报时，晚上敲鼓报时，“晨钟暮鼓”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唐朝长安城实行夜禁制度，晚上不许出来瞎逛了。
所以主要街道上都设立了街鼓，跟随着钟鼓楼报时，以便全城都能知道夜禁的开始。暮鼓敲完，所有人都不许出来上主街了，否则就会挨揍。所以如果你穿越回唐朝，一定要赶在白天，否则你小命不保。这不是危言耸听，唐朝真的有因为喝醉酒犯夜禁而被杖杀的例子。
如果穿越回了宋朝，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宋朝没有夜禁。
宋代的城市生活空前繁荣，宋人多是夜猫子。
夜猫子们夜晚也需要知道春宵几何，所以晚上也得报时。
宋代夜晚负责报时工作的，一般是寺院的僧人，他们拿着铁牌子或木鱼沿街报时。
对于以前的农民来说，看太阳就是最直接的看时间方式。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抬头看看太阳，就知道大概的时间了，这也是现代人们的劳作规律。
每天太阳升起，就该起床劳作了，太阳到天空中央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午了，等到太阳到了天边，就该歇息了。
有缺陷的是，看太阳始终是一种较为粗略的看时间工具，就是不精准，那就需要发明更精确的看时间工具。
古人将夜晚分为五更，每更一报时，所以报时又叫“打更”。这些僧人在天亮时还要兼职天气预报员，顺便报一下当天的天气，非常贴心。亢明清三朝，不光都城设立钟鼓楼，其他大城市也有钟鼓楼。今天西安的钟鼓楼，很多人以为是盛唐时留下的，其实那是明朝时建造的。
那钟鼓楼又是如何测算出时间的呢？古人最早通过观测太阳来测时的，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发明了测时仪器“日晷”，利用太阳照出影子的长短和方向来测算时间。
古人把时间称为光阴，所谓一寸光阴原意就是日晷上一寸影子的意思。
日晷把一昼夜划分为12个时辰，一个时辰是两小时。
日晷最小的刻度合今天15分钟，所以古人管15分钟叫一刻或一刻钟。
在古代，一天是12个时辰，一个时辰是八刻钟。
日晷在阴天和晚上就没用了，所以古人又发明了不受天气影响的计时器——漏刻。
漏刻是往铜壶里装入一定量的水，让它慢慢漏出，通过漏出水的量来确定时间，又叫“铜壶滴漏”。
早期的漏刻有一个严重缺陷，由于水位高低不同导致的压力差，会出现“水位高时漏得快，水位低时漏得慢”的现象，这样计算的时间就会有较大误差。
到了东汉，科学家张衡改进了漏刻，将其设计成二级漏壶，即增加一个漏壶，让水的高度变小，流得更匀速，减小了时间计算的误差。
后世沿用了这种方法，在宋元时期还出现了更为精确的四级漏壶。
古代还有种更简便的计时工具——燃香。
所谓“一炷香的工夫”就是这么来的。
古代有专门用来计时的燃香，称为“更香”，更的原意即时间的刻度。
更香用燃烧速度均匀的木料制成，有的更香上还嵌有金属珠，燃烧到固定时间时金属珠会掉落，用以提醒时间。
宋代时，这种更香随着宋代的商船远行海外，其准确程度让外国人叹为观止。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更香说：“吾人从未见其有大差误，此发明可代自鸣钟。
”的确，在那个西洋钟表价值连城的年月里，更香的价格的确更亲民，更接地气。
明朝时，一盘更香只需3文钱，可用一昼夜。
燃香计时是佛教传入我国后才有的。
还有很多时间量词也与佛教有关。
比如一弹指，合今天7.2秒；还有一瞬，合0.36秒；最快的是一念，合今天0.018秒。
“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失去了你的容颜”——0.36秒就会失去，的确是太快了。
明朝中叶后，西洋钟表作为礼物和商品进入中国。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自鸣钟送给万历皇帝，钟表进入中国古代宫廷。到了清朝，上层贵族和官方已经普遍使用钟表作为计时工具了。
年、月、日的时间单位就这样产生了。它来自人类对天体运行和植物生长周期的观测。是发现而不是发明。
后来，人类据此发明了更多的时间单位。譬如把一天分作24等分，便有了小时；把七天规定为一周，把一百年称作一个世纪等等。
现在我们知道：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是因为地球自西向东自转。一年当中四季更替，是因为地球绕太阳公转，且自转轴有一个倾角，从而使太阳直射点在地球表面周期性移动。
但古人并不清楚这些，他们长期认为地球是不动的中心，日月星辰都围着地球转。直到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以后，人类宇宙观才发生深刻改变。
随着天文学进步，人们发现：不仅月球围绕地球转，地球围绕太阳转，太阳自身也在转，整个银河系都在围绕一个中心旋转。只是他们的公转周期相差很大。
月球公转一周需要27天多一点，地球公转一周需要365天，太阳公转一周则需要2.2亿年（803亿多天）。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太阳几乎是不动的。
所以对古人来说，最重要的时间单位就是年、月、日。日周期和月周期很好观测，如何测定年周期却是一个技术活。 先秦两汉诗歌的时序意识
时序意识的诗化可上溯至我国最早的诗歌典籍，对时间的觉察是人类认识世界与发现内心的重要途径。
刘宋元嘉时期被称为“诗运转关期”，诗坛上兴起复古思潮，上承建安、太康诗风，要研究这一阶段诗歌中时序感模式的特点，有必要先梳理时序意识在漫长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是如何发展为时序感模式的，述先秦至两汉时期时序感模式产生前诗歌中时序意识与志、情、理主题互动的状况。
古人关于时间的诗性表达从《诗经》开始，以赋、比、兴的手法构建，具有或叙事或抒情的指向。
如《国风·豳风·七月》先以视野阔大的天文星象交待天未亮的时间背景，再点出“宵征”“夙夜”，视点落在小小一个征人身上，心灵感受到由时间再到空间的压迫，寂寥悲苦之情顿显。
且表意上的重复强调了时间，突出主人公的辛劳。末以淡淡的“寔命不同”作收束，情在意外。在此篇中，时先与景物描写结合，再与事件叙述一体，情在描写与叙事的差异碰撞中生成更大的张力，区别于《七月》中记号般单纯糅合叙事的时间表达。
值得关注的是此篇心理时间的引入，思念之情能改变主观时间的长度，以一日比三月、三季、三年，情随时间一起拉长，这种抒情上的夸张没有尽头。时间意识具有个体差异，而审美经验具有共性，因而它能作为时与情文学化结合的成句被历代沿用。
时间凝结于物中被察觉，美人与节物相类，时间流逝体现在个体生命的变化中，与之同时诗人生出恐惧之情，因萌生与时对抗之心并瞬间察觉其不可胜。
屈原作品是浓烈生命意识的宣泄，个体抒情性达到先秦时代之顶峰，时序感是塑造悲剧英雄模型的外部手段，该模型的内核是逐臣之感伤，因而，时序感比附政治、道德生命，尚未独立。
统领全篇，秋的到来及其表现作为时序的一种，是引发一切感伤的契机。
在此之前的作品物只是比附于事，物可有可无，但《九辩》却是因秋而悲，既已察觉到悲伤，再去深寻事类，从“事—物—情”到“物—情—事”，事不需明确详实，情的浸染已让主人公无暇多顾，情真正成为核心。
如果说我国历史上最为精确，最具代表性的计时工具，要数大明灯漏了，它最接近我们见到的大钟表。
1276年，元代的郭守敬发明了大明灯漏。
它是利用水来做动力，通过内部相当复杂的齿轮机松来带动木偶，一定的时间，设置木偶进行自动报时，如一刻鸣钟，二刻击鼓，三钲、四铙。
这个发明确实是我国历史上最接近钟表的一项伟大创举。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计时工具也越来越准确、省时，充分体现我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能力，正是由于他们不断的沉淀和积累，才有了现在更为精确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