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末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中国文明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世界历史的一般情况来看，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统一相关联的。
当文明最初发生之际，都有一个由部落共同体联合为国家的过程。
在古代希腊，人们把这种“统一”称为“塞诺西辛”（Synoikismos）。
经过这样统一过程形成的还只是一种以某一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的邦。
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地区性的经济联系的出现，小邦往往又合并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
随着各地区之间文明联系的出现，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又先后出现过许多跨地区性的帝国。
各个文明在这种横向的分合过程中具体处境不同，它们在自身的纵向发展中的连续性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纵向发展中的连续性，一般都与其在横向分合关系中的具体状况有关。
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许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发生的文明。
公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国各朝的统一国家，出现了以金字塔为表征的文明；两河流域南部也先后出现了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统一国家。
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夏文明、爱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
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现了中王国、新王国诸朝的统一国家，两河流域出现了古巴比伦的统一国；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至此达到极盛阶段。
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尚未形成统一的地区性王国，就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
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尼亚）的古老文明中心开始发生危机，于是亚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的帝国；这时，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希腊，重新产生了许多小邦。
公元前七世纪末叶，亚述帝国解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波斯帝国。
公元前六至四世纪间，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开始形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希腊城邦文明达到繁盛时期，罗马国家形成。
公元前四世纪后期，马其顿征服希腊，随后又征服波斯帝国，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
但是这个帝国在亚历山大本人死后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许多小国。
公元前三世纪，在南亚次大陆曾一度出现孔雀帝国，但这个帝国很快也解体了。
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公元前一世纪末叶，罗马形成雄霸于地中海地区的帝国。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在伊朗和两河流域逐渐形成了安息帝国。
综观公元前一千年代，人类社会铁器时代开始后的第一个千年代，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帝国不断涌现的时期。
当然，每一个帝国都是在征服了许多地区性的王国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是，这些帝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对于先前的地区性王国的统一。
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
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
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Ha-po$mhoctb）的联合体。
”所以，这些帝国的先后出现，足以发生打断古老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的作用，而不能维护或巩固那种连续性。
公元以后直到中世纪晚期以前，情况也基本如此。
在西方，西罗马帝国在五世纪灭亡以后，出现的是日耳曼人诸王国林立的局面。
公元800年，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查理曼帝国不仅与罗马帝国无关，而且存在不到半个世纪就分裂了。
公元962年，鄂图一世（OttoI，936-973）再次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而这个正式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实际上连德意志和意大利都没有真正统一过。
虽然这个帝国的名称直到1806年才在拿破仑兵威之下取消，但它恰如伏尔泰所说“既非神圣，亦非罗马，又非帝国”，在历史上算不了什么。
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在中古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生逐渐形成的。
在东方，一至三世纪间有安息帝国、贵霜帝国，三至七世纪间有萨珊朝波斯帝国，七至十一世纪间有阿拉伯帝国（八世纪中叶已开始分裂），十一至十三世纪间有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十三世纪有蒙古帝国，十四世纪以后又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崩溃）等。
但是这些帝国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因此在不同时期里领土范围的变化很大，最终的结果仍是分裂而不是统一。
现代东方的多数国家都是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在发展中长期保持着统一的趋势。
象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最初也是有许许多多的部落，然后由部落合并为许多小邦，再逐渐统一为地区性的国家。
相传，“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至周武王准备伐纣的时候，诸侯会于盟津（孟津）者有八百之多。
相传，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
”“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
”今按春秋以前的传说数字虽未必可靠，但总可说明当时的确有很多小邦。
这些小邦实际上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周武王在牧野誓师，称同盟各邦君长为“友邦冢君”；周公东征武庚，仍称诸侯为“友邦君”。
不过，就是在这样小邦林立的情况下，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统一的中心的观念。
在许许多多小邦之中，夏、商、周是依次出现的三个中心。
如果把夏、商、周理解为秦汉以后的帝国，那当然不对。
不过，从《尚书•周书》看，周人确实有一种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三代相承的观念。
周人自认在从前周是“小国”、而殷则是“大国殷”、“天邑商”。
一九七九年在岐山凤雏村发现的周原甲骨中也有，尤可证明传统文献中周为殷之西伯的说法。
《诗•商颂•玄鸟》说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
肇域被四海”，颇为有理。
商作为一个大邦，其民所居不过千里；但作为各邦共戴的一个王朝，它就“肇域被四海”了。
所以，在夏、商、周三代小邦林立的时候，其中就有着一个统一的方面。
从春秋以至战国，诸侯之间相互并吞，大国争霸激烈。这看起来象是由于周室衰微而出现的一种分裂局面，其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并小邦为大国，由封国而郡县，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王国。战国七雄进一步兼并的结果，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首次统一的秦、汉皇朝。两汉的统治持续了四百余年，为中国以后进一步的统一打下了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