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史分界线？
①
中国历史的分界线有三条，首先西周的建立并分封诸侯，中国历史进入了邦国制一一除了周王室，天下为列邦小国。
第二次分界线为秦国扫灭六国，中国历史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
第三条分界线为新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转折点一一共和制终于出现于中华大地，中华民族从此获得新的理念与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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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1840年以前；
近代：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现代：1949年之后。
古代和近代的分界线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分水岭；
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是1949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结束了“两半社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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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腾冲线，即瑷珲—腾冲线，或胡焕庸线，是一条贯穿中国版图的假想直线段。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
该线从中国东北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原名“瑷珲”）一直延伸到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省腾冲县，大致地划分出了中国人口在区域上的分布，体现了中国人口东南和西北的分布区域之悬殊差异。
瑷珲—腾冲一线，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在地理学（特别是人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以及人口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一条奇特的线，也是中国历史与地理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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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的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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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历史，有两条重要的分界线是必须先要了解的。
一 是：秦岭—淮河一线
它被认为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而且这条线还有更多内涵，比如气候上的等温线、降水量线、结冰水文线和温度带分界线，还有土壤类型、农业生产方式和植被上的差异分界线。
地理则影响到风俗：南涝北旱，南橘北枳，南船北马，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南拳北腿，南经北政，南繁北齐（语言方面），南细北爽（性格方面）……到了现代还发展出南轻北重（工业）、南商北官的格局，当然，秦岭—淮河一线也大致成了供暖和不供暖、甜豆腐脑和咸豆腐脑、姥爷姥姥和外公外婆的分界线。
▲南方亭子和北方亭子
上述现象都属于“风俗”，背后涉及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但也不是绝对的差异。“风”与“俗”的形成，前者更偏重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后者则偏重社会环境的塑造。不过古人也不是严格区分二者，往往将“风俗”二字连用，表示生活习惯。
秦岭—淮河一线不是人为规定出来的南北分界线，南北风俗差异也不是人为规定出来的。太平洋季风从东南边吹向东亚大陆，渐渐削弱，从而带来不同的降水量，又因为纬度的差异，南北气温也有差异。
秦岭—淮河一线是人们基于农业生产的经验而总结出来的气候分界线，是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也是冬季0度的温差线；在此基础上，南方和北方发展出不一样的农业生产技术，进而形成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进而是风俗，甚至还有战争和统治方式的差异。
▲等降水量线
二是：与中国的一系列山脉燕山—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大致重合
然而在古代中国，有一条线比秦岭—淮河一线更重要，甚至主导了中国历史的格局。这条线几乎与长城平行，就气候而言则是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一致，而且与中国的一系列山脉燕山—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大致重合。
▲中国主要山脉
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南主要是农业生产，长城以北则是游牧生产或农耕－游牧混合经济。在长城这条分界线上的地名有很多也是耳熟能详的故事发生地，比如雁门关，比如云中和代郡，比如河北六镇，比如山海关和居庸关。因为这里是中国古代历史最重要的一条线，也是诸多古代历史关键事件的发生地。
古人按照上北下南的方位观念，称塞北为塞上，也就是长城以北的地区；称塞南为塞下，也就是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
▲历代长城
新石器时代开始时，人类渐渐从采集-狩猎的生产方式向两种主要的生产形态演进，一种是定居农业，根据降水量不同有旱作农业和灌溉农业，中国北方，也就是传统的华夏或中原地区较早进行旱作农业，从而奠定了中国中原王朝的基础；另一种是非定居的畜牧、渔猎或游牧生产。
游牧民族不是自己选择成为游牧民族，而是他们所生活地方的自然环境让他们不得不选择游牧或渔猎。
▲全世界游牧地带，主要集中在北纬40度到55度之间的寒温带内陆，中国北方草原游牧带是全球游牧带的一部
春秋以前，中国还没有形成以长城为界限的两种经济类型的分野，因为即便是在中原的核心地区比如山西和陕西，也大量居住着“夷狄”，以畜牧为生；而南方越人和苗人生活的地区则大量采用刀耕火种。周武王带领的大军进入商王朝核心区域要与之交战的时候，商纣王还忙于讨伐“夷”，这个“夷”不是在北方，而是在东边的淮河流域。
西周初年进行分封，位于最北边的燕国并未越过今北京一带，而另一个北方大国晋也没有突破山西南部，进入北边。而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霸主组织的“尊王攘夷”行动，所征伐的“夷”其实是在山西境内，并未到达今长城一线。
▲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才是长城南北农耕－游牧对峙的起点。
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以国都为中心四处扩张，开垦荒地，加上吞并小国，形成越来越大的诸侯国。
楚国在南方，吞并吴越和湘苗一带；燕国一直往北，势力扩展到今朝鲜大同江一带，而燕国的长城也修到了那里，并且燕国与匈奴交手；从晋国分出来的三个诸侯国之一赵国在最北边，一路往北扩张，并且在与匈奴的交手中不落下风；秦向西扩张，与西戎交手，其中头号强敌是半农半牧的义渠国，而且秦往北到达六盘山的时候也已经与匈奴交手，并开始修筑长城；不过秦最成功的开疆拓土是由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主导的伐蜀，得到天府之地并且对楚国形成压制。
也就是说，战国时代虽然是中国的大分裂时期，然而各个诸侯国都是外向型的，将“中国”的范畴拓展到更远的地带，并直接与即将强盛起来的北方游牧民族形成对峙，开启一段全新的历史时期。
▲汉武帝时疆域
秦汉与匈奴对抗的历史，以及后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若干次南北对峙（五胡与东晋、拓跋鲜卑与南朝、拓跋鲜卑与柔然、隋唐与突厥、辽金夏与宋、元与宋、瓦剌鞑靼与明、后金与明、准噶尔与清）放在整个中国的地理框架下考察，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关系会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轴。
▲塞北
漠北和漠南不一样。在降水量方面，漠南的部分地区可达到200—400毫米，也就是说接近中原农业地带的降水量，从而可以进行少量农业，主要是进行畜牧，还有一些游牧生产，或者说漠南地区是农牧混合经济。所以不能将这片地区生活的人统称为游牧民族。
漠北地区的降水量则普遍在200毫米以下，大量的戈壁和沙漠地带只能进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都是兴起于漠北，比如匈奴和蒙古，但是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会往南迁徙，寻找更丰盛的水草。漠北游牧民族的迁徙往往会在整个中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草原游牧
居住于漠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一般情况下，通过逐水草迁徙可以喂养牲畜，进而为人提供饮食。一旦气候变化导致降水量减少，也就意味着牲畜难以喂养，进而人也难以维持生活。于是他们会选择南下，到达漠南草原更丰盛的地区。
秦汉之际的匈奴、南北朝后期的突厥、宋金对峙末期的蒙古都遵循这条规律，成为统一整个漠北漠南蒙古高原的强大势力（突厥的路线与匈奴和蒙古不一样，后面还会解释），从而对长城以南的中原王朝构成强大的挑战。
▲秦汉以后古代中国气温
每次寒冷气候来临时，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活跃期，比如东汉末年到南北朝，北方民族相继南下，占据中原，最后由鲜卑人的后裔或混血所建的隋唐将中国统一；唐后期到五代十国又是一个寒冷期；而明清时期正处于全球范围的小冰河时代，气候比现在寒冷。
长城内外的格局变动经常牵涉到漠北、漠南、长城一带和中原的连锁反应，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的民族大迁徙，不仅“汉族”的性质被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格局也被改变了。
▲公元前200年的匈奴和汉
引子仍然是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汉武帝的征伐和屯田政策并没有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问题，但基本上实现了“你没法消灭我，我也没法消灭你”的状态，汉元帝时代采取和亲之策，后来被王莽的胡作非为给破坏了，本来不是大威胁的匈奴又变成了大威胁。
不过匈奴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在东汉初期分裂为南北两部，分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形态有关：位于漠北的北匈奴更倾向于保留原本的游牧方式，而南匈奴更倾向于在农牧业交界地带进行游牧的同时也和汉人一样进行农业生产。
南匈奴内附东汉，东汉为了彻底清除北匈奴的袭扰，以南匈奴为先锋部队，把北匈奴逐出漠北，匈奴向西迁徙，在后来的四百年里引发整个欧亚大陆的连锁反应。而内附的南匈奴住在长城一带，也就意味着南匈奴作为东汉的屏障充当了长城的角色，替中原王朝阻挡塞外的游牧民族南下。
▲公元200年的匈奴和汉，明显看到南匈奴已经内附至黄河流域，先前匈奴的地方已经被鲜卑部落占据
连锁反应便是：南匈奴进行农耕，还学习儒家文化，相当于中原人了，而南匈奴空出来的北方畜牧区就被周围的民族占据，其中最大的一支便是鲜卑慕容氏，而更靠北的地区被丁零人占据。紧接着，西晋内乱，其中一个王把刘渊的兵力引进中原参加王室内战，刘渊来了就不走了。
刘渊是南匈奴人的后裔，在文化上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他所在的地区是赵国故地，然后他为了表示自身的正统，是承接汉朝，于是给他的政权起名叫“汉赵”。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外族。
晋室南渡之后，偏安于江南，毫无雄心壮志。
中原地区却是十几个政权交替演变，当年占据南匈奴故地的鲜卑慕容氏南下占据了河北、山东一代，前后建立了四个政权，而鲜卑慕容氏的故地这时候又被鲜卑拓跋氏占据，鲜卑拓跋氏也从游牧民族变成半农半牧的民族了。
紧接着，鲜卑拓跋氏也入主中原，征服了先前鲜卑慕容氏的一些地方，还有山西、河南和关陇地区，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这时候他们的故地又被南下的柔然占据。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很巧妙的关系转变，以前鲜卑人是长城以外被中原王朝防御的对象，现在鲜卑人成了中原人，柔然人则成了长城以外需要鲜卑人去防御的对象，占据原先柔然地界的则是敕勒和高车；而且拓跋氏称呼柔然是“蠕蠕”，这种叫法是过去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贬称。
▲宋魏时期全图，公元449年
在长城一带抵抗柔然人的鲜卑人和南下洛阳的鲜卑人产生了分歧，南下的鲜卑人汉化程度很深，已经不说鲜卑语，也不穿鲜卑衣服了，反倒和中原的世家大族走得更近。
北方的鲜卑人发动叛乱，柔然人也趁机进入中原，北魏就是在这种光景下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东魏和西魏的建立者都是发动叛乱的北方鲜卑人中的汉人将领。如果北魏内部没有这些内部分歧，会在积蓄一定力量之后统一南方，做到和隋朝一样的事情。
后来的历史轨迹并没有太大差异，依托关中平原和河西走廊的西魏以及后来替代西魏的北周宇文氏，重新统一了北方，再由替代北周的隋朝完成统一南方，然后这个统一的王朝发现：北方又来了一个强敌。
▲公元6世纪末的突厥
位于今新疆北部的突厥人崛起，占据了柔然的地盘，统一了北方草原，这一幕，似乎和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相似。
紧接着就是像秦汉与匈奴对峙一样的隋唐与突厥对峙，都是古代史上最高水平的军事、外交博弈。
同样，隋唐帝国能打几场胜仗，却无法消灭突厥，突厥也是因为内部分裂，东突厥向唐王朝称臣，西突厥往西迁徙，又是一次影响到整个亚欧大陆历史的迁徙。
唐王朝衰弱之后，突厥留出来的空缺由回鹘填充，后来是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从唐后期一直到明朝初期的六百年间，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可说是束手无策的。
因此，对中原王朝来说，两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内部的农业生产和政治稳定，另一个是北方边境的安定。
前者可通过休养生息和完善典章制度来实现，相关的河道治理和漕运也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官僚体系运作；而后者更为棘手，它牵涉到了整个王朝的战略调整，到底是用和亲和互市等和平方式维持北部边疆稳定，还是举全国之力驱逐草原势力却未必能大获成功，或者只是采取守势依托长城一线保持防御姿态。
围绕这个国家战略，中原王朝的政治出现各种博弈。
最后终结这一循环往复的游牧－农耕冲突的是两股势力。
一个是清王朝采取联合蒙藏回的策略实现了中国边疆的统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经极少出现，尤其是乾隆时期平定准噶尔之后，似乎中国历史的主轴在此已经终结。
另一股势力是整个世界的格局所带来的一个趋势，就是整个亚欧大陆因为从东到西的几大帝国和正在崛起的工业欧洲，已经令传统的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极盛时期的日不落帝国控制范围
沙皇俄国吞并整个西伯利亚，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占据了中亚和南亚，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这些殖民大国陆续占据世界各地，此时的世界格局已经变成海洋和陆地之间的博弈，而不是游牧与农耕的博弈了。
就中国而言，16世纪开始与西班牙、葡萄牙打交道，17世纪与荷兰和俄国打交道，18—19世纪与英国打交道，都是慢慢卷入整个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国历史的主轴开始变了，不仅要开始面向海洋，还要面向内部的改造。
二、中国古代地方层级演变特点？
行政区划是国家对所辖领土进行分级管理的区域结构，是中央集权出现后的产物。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随着朝代的更迭，其最明显的变化特征莫过于行政区划的变化。
从行政区划的定义可知，其变化过程是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同步的，因而地方的行政区划和中央政府便会产生分权和集权的矛盾，而这也是推动行政区划变动的主要动力。
可以说，中国行政区划的变迁史也就是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调整史。
那么行政区划的划分又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由于行政区划的作用是统治和管理土地和人民，因此其划分和管理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政区的划分是以政治为首要因素，同时顾及到自然、经济等相关因素。
在中央政权稳定的情况下，最理想的是三者的兼顾。
具体从政区地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区划基本上遵循四个要素，即中央到地方分几个层次进行管理；行政区面积范围；国家内部政区间的界线；行政中心的选择。
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意味着行政区划的变迁，而这种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了我国人文地理面貌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地方行政单位是县，至春秋早期其含义已与邑类似，并多见与各类文献中，而秦和楚更是最早势力含有行政区划意义的县的国家。
较之县稍晚出现的是郡，大约在春秋中晚期，初期郡的地位较低，地理位置也较偏远。
此时郡与县的出现已经开始慢慢打破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
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废分封，行郡县，使郡县二级制得到正式的实行。
初分天下36郡，后增加桂林、南海、象郡等至46郡。
至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是由于秦末农民起义中六国旧贵族的要求，也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尽管后来汉高祖陆续废除异姓王而分封同姓诸侯，地方和中央集权的矛盾还是无法避免。
这就出现了从景帝开始的削藩策略，至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恩令等措施，使汉代王国灵帝大为缩小。
至此汉又回归至郡县二级制。
西汉初继承秦41郡，至汉平帝时中央政府所辖103郡，而东汉时达到105郡，但此时由于刺史制度的实行和演变，郡的行政级别已将为二级，州则升至以及行政区。
从东汉开始至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制。
其发展经历了东汉的十三州到三国的十九州再到西晋时的二十一州。
西晋后，由于侨置郡县的泛滥，行政区划开始变得异常混乱，州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从刘宋的二十一州到陈的六十四州（公元580年），而在公元581年，北方的州的数量已达到二百一十一。
此时州郡县三级制已混乱到极致，行政区划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至隋唐五代，都府制代替了州郡县三级制，隋至唐初设总管府，唐武德七年改为都督府，又由于少数民族政权对唐边疆的压力，遂开始设置节度使，掌一州或数州之军政大权。
而节度使的权力过度膨胀导致的结果便是安史之乱，唐代也由此由盛转衰。
至两宋，开始实行道路制，其中，北宋保持时间最长的是二十三路，即北方十路，南方十二路，外加京畿路共二十三路。
至南宋由于领土大为减少，只有十六路。
宋代为了防止地方专权，尾大不掉，在同一层级设置多为长官分管各项事务。
如转运使（漕司）掌管财政，提点刑狱使掌管司法、监察、安抚使掌管军事等。
至元代实行源于魏晋时期行台制度的行省制，由行省、路、县三级政区组成。
行省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全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
公元1790年，确立十三个省级行政区。
包括中书省直辖区，宣政院辖区和是一个行省。
至元末，行省制趋于混乱。
至明代，省级行政制度日趋完善，洪武九年，该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行省取消，但习惯上仍称省。
明代的省份是都指挥使司辖一省卫所年户。
明代共十六都司，五行都司，二留守司。
至清代，总督、巡抚成为地方实官，实行省、府、县的三级行政区划。
而边疆地区则实行不同于内地的行政区划，如东北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等。
至民国时期，增设四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四地。
在北京政府时期全国共二十九个省级行政单位。
在南京政府时期，该行政区划为省、行政督察区、县三级。
总结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变化，可以看出在两千多年间，我国行政体系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变化。
其表现为以下特点；首先以监察区划或军事区划转变而来；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区划层级呈下降趋势；第三，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以三级制为主；最后，地方首长多由中央派出官转变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