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衰落直至灭亡，固然是许多弊政累加所导致的结果。然而其后半期执政的三位皇帝的不作为或者说乱作为，更是成为了将明朝推向了万劫不复深渊的推手。嘉靖、万历、天启这三位皇帝的时代，似应被视为影响明朝后期走向的三个关键节点。
节点之一：嘉靖皇帝时代
嘉靖皇帝（公元1521年---1566年在位）所处的时代，尚且处于明朝虽然积弊甚多，但却并非无可挽回的特殊时期。如果嘉靖皇帝能够一如既往地勤政下去，那么明朝后半期的处境就一定会好转，甚至有可能得到货真价实的中兴。
然而在这个特殊时期里，却发生了所谓的“大礼议”之争，而正是这场争议导致了明朝的君臣之间的反目，朝政也因此而江河日下。所谓的大礼议之争，其起因固然是因为以杨延和为首的大臣，固守儒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的传统礼教，干涉了嘉靖皇帝的家事所导致的。
但在那个家国不分，朕即天下的“家天下”时代里，儒家大臣们坚持传统礼仪以及祖制，本也是无可厚非的。本来在嘉靖皇帝继位之初迫于舆论压力，已经认同了群臣的奏议，承认了“以小宗入继大宗”，奉明孝宗朱佑樘为父，而改称生父兴献王和生母为“兴献帝后”的共识。
但没过几年，嘉靖皇帝就反悔了。公元1524年7月，自以为已经在朝廷建立了足够权威的嘉靖皇帝，毅然乾纲独断地推翻了共识，公然把生身父母冠以皇帝、皇后的称呼，奉入太庙祭祀。而将明孝宗朱佑樘重新呼作伯父。嘉靖皇帝这一举动无异于在朝廷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群臣的激烈抗议和反对。
于是就发生了所谓群臣闯宫哭谏，遭到嘉靖皇帝的毒打报复的事件。
这次事件对明朝以后的走向影响是极其深重的。
自此而后，经过了大洗牌的朝廷大臣们，再也不敢坚持所谓的“道义”了，群臣都把明哲保身当做了立足于朝廷的第一要务。
而嘉靖皇帝此后为了控制大臣也大力提拔肯听命于自己的忠实奴仆，其用人标准，也由德才兼备转为重视才能与忠诚而轻视德行。
也因此才有了日后严嵩、严世藩专擅朝政，打击贤良、任用私人，搞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朝政日非的后果。
嘉靖皇帝更是迷恋上了修道炼丹，妄图求得长生不死。
为此皇帝久居深宫而不出，他通过授命亲信太监“批红”，来处理严嵩上奏处理朝政的“票拟”。
虽然在嘉靖皇帝当政的时代里，由于他擅于玩弄居中制衡、操纵权术那一套，使得皇权从未旁落，可是严嵩却也趁机得以上下其手，从中渔利。
因此嘉靖皇帝时期畸形的无头政治，实际上是促使明朝后期弊政越积越多，以至于后来积重难返的源头所在。
明朝朝政的好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取决于所用之人的贤愚善恶。
因为说到底，事情终究还是要靠人来做的，因此人的素质的高低、德行的厚薄、心胸的宽窄，就直接决定了朝廷是朝气蓬勃，还是会暮气昏沉！遗憾的是嘉靖朝的皇帝怠政、权奸当道，以及由此导致的朝政混乱，正是撼动明朝大厦根基的原因之一！
节点之二：万历皇帝时代
嘉靖与万历之间还有一位执政期稍显短暂的隆庆皇帝（公元1566年---1572年在位），“隆庆开关”就发生于这一时期。公元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尚在幼年的万历皇帝（1573年---1620年在位）继位为君。
由于万历皇帝还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所以他的老师张居正(公元1525年---1582年）便承担起了辅政大任。而张居正虽然有喜欢排场、热衷权力的缺点，但却是一位极有治国本领的能臣。
在张居正辅政期间，出现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而正是这场改革部分消除了明朝积累已久的弊政，在客观上为明朝延续国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为：
1、实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奖勤罚懒、消除冗员。此举扭转了在朝廷内弥漫已久的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的不良风气，迫使各级官员们开始务实尽责。史称:“（朝廷号令）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
2、丈量全国的土地田亩，规范全国的土地权益。此举部分化解了明朝后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趋势，对官僚地主阶级的肆意妄为形成了某种制约。有利于缓和尖锐的社会阶层对立和冲突。而“一条鞭法”的实施，则简化了朝廷征收税赋的程序，部分地消除了官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机会，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
3、启用戚继光、李成梁等优秀的军事人才，使他们得以镇守一方。优秀将才得到了大力启用，使得明朝所面临的边患得到了有效缓解。而且张居正还调整了与宿敌蒙古的关系，在他的建议下明朝封蒙古俺达汗为“顺义王”，缓和了北部边疆的局势，密切了明、蒙双方的关系。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张居正主持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为已经垂垂老矣的明朝进行换血、造血，以求让明朝能够重新焕发出青春！而且这场改革也是颇有成效的，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在客观上起到了利国利民的作用，对于稳定朱明王朝的统治也是有利的。
然而好景不长，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不久，亲政的万历皇帝就在张居正政敌的蛊惑下，对张居正展开了反攻倒算。
结果不仅让张居正的名誉受损，而且还使得改革成果付之东流！
在经过了这次万历皇帝执政初期的大变局之后，在其执政中期又发生了所谓的“争国本”事件！这场事件的起因并不复杂:由于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因此爱屋及乌，对郑贵妃所生的皇子朱常洵也青睐有加，试图立朱常洵为太子，置本应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于不顾。
而这引起了那些忘记了嘉靖朝时，因“大礼议之争”而导致的可怕后果的大臣们的不满与反对！从此万历君臣之间进行了历时15年之久的“较量”。
可是万历毕竟不是嘉靖，他既没有嘉靖皇帝的权术，也没有嘉靖皇帝的魄力，所以在这场君臣对抗中最终败下阵来。
争国本事件以公元1601年，万历皇帝被同意迫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储君，晋封朱常洵为福王而告终。
群臣虽然在这次斗争中获胜了，但却失去了万历皇帝的欢心。
而万历皇帝竟也仿效嘉靖皇帝，使用消极怠政的手段对群臣施加报复！
万历朝这个节点是继嘉靖朝之后，第二个动摇明朝大厦的关键节点，万历皇帝的失政等于进一步挖松了，那早已摇摇欲坠的明朝大厦的地基。万历朝以后的明朝皇帝，在应对疾风骤雨之时，越发显得力不从心。
节点之三：天启皇帝时代
万历皇帝驾崩后，皇太子朱常洛刚刚继位没多久就去世了。皇帝重担便落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肩上（公元1620年---1627年在位），而朱由校是少年即位，他本应充满朝气，力求刷新吏治、任用贤良，以力挽狂澜、拯救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为己任。可是天启皇帝在面对明朝末年混乱的朝政局面时，产生了畏难情绪。
他对木工“副业”的热情，要远大于处理朝政的热情，并且他也并不想在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混乱朝局中浪费精力。于是便启用了亲信太监魏忠贤，作为自己制衡朝臣的工具。魏忠贤（公元1568年---1627年）本是一个赌徒，因为输红了眼被债主追债，才被迫自宫进宫做了太监。
那魏忠贤颇有心机，经过了百般钻营，在宫廷里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关系网，为他以后干政、乱政打下了基础。天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的身价一下就被拔高了！天启皇帝对他的信任被魏忠贤当做了营私罔利的资本，也被他用做安置党羽、打压忠良的工具。
公元1623年魏忠贤又受皇帝任命掌管了东厂，此后东厂这一特务机构就变成了魏忠贤的爪牙。魏忠贤重点打击的目标是那些坚持正义与道德的朝廷大臣，其中以东林党人为主。著名的东林党骨干杨涟就是在魏忠贤的迫害下惨死的，而其他肯于坚持道义的正直大臣也都难逃魏忠贤的毒手！
在魏忠贤的迫害下，多数明朝大臣都噤若寒蝉，不敢再对魏忠贤的倒行逆施予以批驳和揭露！在天启皇帝的无条件庇护下，魏忠贤竟然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几乎窃取了朝廷的全部权力。
使得皇帝以下的人，无不对其谈虎色变、畏若鬼魅。
在魏忠贤的清洗之下，朝廷大臣们都把明哲保身当做了安身立命之本，务虚不务实的风气也随之蔓延开来。
尽管魏忠贤横行的时间不长，但是造成的危害是极大的！它使得朝臣们为了利益，而分化成了一个个小团体。从此多数朝臣都把自己团体的利益视做第一，而把朝廷的整体利益置于次要位置。这也是后来崇祯皇帝继位以后，无法调动群臣真心实意为朝廷效力的原因之一。
天启皇帝朱由校在当了几年逍遥皇帝之后，因为享乐过度而掏空了身体，最终因病不治而亡。
皇位便落到了崇祯（1627年---1644年在位）之手，而那位生祠遍天下、作恶多端的“九千岁”魏忠贤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在崇祯的霹雳手段之下，魏忠贤落得个自缢阜城的下场，他的党羽也都遭到了清算。
然而此时的明朝大厦在魏忠贤的折腾下，已经开始倾倒了。
尽管崇祯收拾了魏忠贤，也曾满怀豪情的要做一位“中兴之主”。但是此时的明朝却早已因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导致了大厦将倾。历史留给崇祯皇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且在崇祯皇帝执政期间，因其欠缺政治经验，办事又急于求成，且有秉性多疑、刻薄寡恩的致命缺陷，所以造成了群臣与之离心离德，不能同舟共济共度时艰。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百年不遇的天灾也接踵而至！而天灾又引发了人祸，无数饥寒交迫的贫民百姓，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的率领下，纷纷举起了反抗明王朝统治的义旗！而那关外的清王朝也早已对明朝江山垂涎三尺，早欲寻机取而代之。
由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和崇祯皇帝的性格缺陷，再加上朝廷党争内耗，构成了推倒明朝大厦的最后推手！
结语：明朝后半期的三位皇帝（嘉靖、万历、天启），都没有在属于他们的时代里奋发有为，更没有为扭转明朝日渐下滑的国势尽职尽责。
反而修道的修道，炼丹的炼丹，怠政的怠政，从而使得本已衰老的明朝，将弊政越积越多，以至于到了崇祯时代，那长期累积的巨大隐患，就如同被压抑己久的火山一样来了个大爆发！而在此情形之下，疲敝至极的明朝就再也无力回天了，帝国的斜阳最终在一片腥风血雨中不情愿地落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