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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重人轻神、重道轻器、民为邦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特质

人文性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

一谈到人文,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14-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似乎人文主义是欧洲人的专利品。

其实,早在中国的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古典人文主义,而且与欧洲人文主义一样,它也是相对于神本主义而言的。

《周易》《黄帝内经》《老子》《论语》等经典都是倡导人性与人道,破除神性与迷信的代表著作。

人类文化依其核心对象大体上可分三种:神本文化、人本文化、物本文化。

东西方文化早期都是以神本文化为主,中国于公元前11世纪(西周)进入人本文化,欧洲于公元18世纪才由神本文化进入物本文化。

中国传统人本思想立足于人性,强调的是人的道德,是共性的弘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西方传统人文思想立足于个性,强调的是人的价值,是个性的张扬,“不自由,毋宁死”。

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应称作人本主义。

与欧洲的人文主义相比,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一、重人轻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

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对宗教都缺少热情。

他们所共同关心的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

此即孔子“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之谓。

中国传统文化凝神注视的是人间的是非和生死,对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来生,则很少加以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轻鬼神、重人事的突出特色。

儒家是一种道德信仰,是对完美人格和祥和政治的追求,不是对神仙,对方术,对上帝、对权力的崇拜。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主张“尽人事,知天命”、“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思想具有宗教的精神而无宗教的痴迷,具有文化的包容而无会党的伐异。

二、重道轻器。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道”主要是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理想、道德准则等,概括地说,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器”是指具体事物和名物制度。

孔子强调“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其中固然有人格不能偏向一端的含意,但同时也流露出了“知人”压倒“知物”的倾向。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在孔子那里,感性欲求(谋食)与理性追求(谋道)二者之间,后者处于优先的地位,一旦“志于道”,则即使身处逆境,也可以达到精神上的愉悦。

所以,孔子称赞其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

三、民为邦本。“民本主义”的观念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说,人民只可亲近,不可威狎,因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

孔子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人为本、重民爱民,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把“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作为仁人君子之道而要求统治者遵守。

孟子认为仁与不仁是国家兴衰存亡的标志和依据,提出 “民贵君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要求为政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正是这些不同,才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远丰厚的人文追求,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传统文化的人文追求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存价值,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超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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