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思想专制，就是要人们在同一模式之下生活，而不允许超出专制政治的范围。这一模式便是一个固定的统治秩序。太祖在诰文中特别强调了这种秩序，他首先强调了官民之别，不准民擅官称：“民有不才越礼犯分者，朕今谕诫之。”（《大诰续编·民擅官称第六十九》）同时又强调等级的差别，所谓不准“僭分”。
这种不准“僭分”，是从日常生活中便开始执行了的：“一切臣民所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毋得僭分。
敢有违者，用银而用金，本用布绢而用绫、锦、纻、丝、纱、罗，房舍栋梁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金饰而金饰，民之寝床、船只，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金饰而金饰，民床毋敢有暖阁而雕镂者，违《诰》而为之，事发到官，工技之人与物主各各坐以重罪。
”（《大诰续编·居处僭分第七十》）不准“僭越”，便是不准有非分之想，遵循礼教和等级制度，这也正是维护专制秩序的基础。
强调等级和官民差别的另一个目的是防止官民交往。
太祖认为，建国以后官民安居都应该对他心存感激，若“民有不知其报，而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大诰·民不知报第三十一》），便是过犯，“凡我良民，无得交结官吏”（《大诰·京民同乐第二十八》）。
这也是一种思想上的整顿。
按照太祖的说法：“在京人民，朕于静处少有暇心，即思必与同乐。
不期愚民为胡、陈所诱，一概动摇，至今非心不格，面从心异。
”（《大诰·京民同乐第二十八》）这里的胡，即胡惟庸，陈即陈宁。
他在这里说的也可能确是实情。
胡惟庸、陈宁等人所组成的官僚集团，在与太祖皇权的冲突中，必然会有一定的社会思想基础，而且这也绝非用罗织“奸党”及严刑酷法即可解决的事情。
从法律上将官民隔离，可能是防止政治反对势力取得民众土壤的有效手段。
太祖所要做的不仅是制造狱案，清除对皇权的威胁，他还必须从根本上去清除造成对于皇权威胁的基础，这才使当时人真正体会到了政治的严酷。
仕途于是也就变成了畏途。
太祖大概是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他因此在《大诰》中又不得不谈及于此：“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
”
对于持此论者，太祖是恨之入骨的，斥之为“自作非为，强声君过，妄彰君恶……掩非饰过，昧己谩人”（《大诰·奸臣诽谤第六十四》）。这其实很能够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生活状况。因为一年以后颁布的《大诰续编》中，又出现了《断指诽谤》案。
洪武十七年（1386年），福建沙县民罗辅等十三人，自残手指，以避为官。
称：“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
”结果被人告发，捉拿到官。
太祖责其“自残父母之遗体，是谓不孝；捏词上谤于朝廷，是谓不臣。
似尔不臣不孝之徒，惑乱良民，久则为祸不浅。
所以将尔等押回原籍，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以戒将来”。
对这些以断指来逃避入仕者处以极刑，目的是杀一儆百。
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畏仕已经形成风气了。
仅仅因为避仕而遭到这种灭门的灾祸，这如果不是因为太祖要利用此来作为警世的典型，实在是无法从法律角度来解释的。
但尽管如此，太祖也不得不对当时的官民们做一个交代：“朕制法以养民，民乃构奸而自罪。
全家诛之，朕岂得已乎？智人鉴之。
”（《大诰续编·断指诽谤第七十九》）然而，不久便又出现了江西贵溪夏伯启叔侄剁指拒仕的事件，其后又有苏州姚叔闰、王谔匿于本郡，不肯赴京任官，从而引出了太祖的“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法。
▲朱元璋（明太祖）
明初的文人拒仕大概是极为普遍的，这不仅见于御制《大诰》中，而且多见于笔记文集之中，而且不仅是避仕不出的儒生，也有已经就职的官吏。《大诰三编》中历官江宁知县、太常少卿的高炳即为一例。高炳初选江宁知县，复任太常少卿，未久作故而归。五年后，复以通经再选江宁知县，结果事发追罪，被判徒刑。
其后又以“妄出谤言，以唐律作流言以示人，获罪而身亡家破”（《大诰三编·作诗诽谤第一一》）。高炳究竟作何诗而为谤，史无记述。观其所为，充其量不过是惧避仕途，何况“年已苍老”，仍不为太祖所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