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笔者发表了一篇有关清东陵慈禧陵寢被盗的文章，出乎笔者预料的是，与孙殿英盗窃皇陵、破坏文物比，广大读者更关心的是慈禧掌舵清廷期间，误国、误民，使泱泱大国沦为列强争相瓜分的“羔羊”，因她因循守旧而令大清国力滞后西方百年。
那今天我们就着重谈谈慈禧在掌舵清廷期间的功过得失以及对大清帝国走向衰落及覆亡，她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大清帝国陷入没落之秋，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不能将帝国没落的所有罪责都归咎慈禧太后一人身上，尽管她承担了帝国没落前，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角色。
为什么说不能将所有罪责归咎于她一人头上呢？
众所周知，大清帝国走向衰落重要原因之一是闭关锁国。而中国的闭关锁国，其实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只不过是，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雍正年间，世界大部分国家还处于以农业为主的较原始的农业经济国家，此时的清朝尚未与西方拉开实质性的距离。
但到了乾隆朝的中后期，也就是公元1760年后，英国不仅早已完成资产阶革命，此刻还进入以蒸汽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时期。
这是清朝被列强远远甩在身后的开始。
但此时的乾隆帝以及他的清政府还没有看到这些，此时他们仍沉睡在“天朝上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的迷梦之中。
尽管如此，在乾隆五十八年，即公元1793年，远隔重洋的英国国王派使臣马戛尔尼来华寻求互开市场，互通有无的访问。客观上，这是列强给了清政府一个睁眼看世界、寻找发展差距的机会。
但奈何在迷梦中睡得太久的乾隆帝和他的清政府将马戛尔尼来华访问，视作藩邦蛮夷来朝纳贡之旅；将马戛尔尼带来的先进的洋枪洋炮，视作“奇技淫巧”的玩物，而不屑一顾。
正是乾隆帝及清政府的这种狂妄自大、闭目塞听，使中国错过了追赶世界的发展机会。当然，促使乾隆朝加速落后于世界的原因除上述闭关锁国外，还有包括吏治腐败等一系列弊政因素。
等到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的道光、咸丰、同治朝，这些统治者们虽丢掉了当初的狂妄自大，但仍处在闭目塞听之中。虽然，同治朝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物运动”，但这也仅是局布的、低水平的生产制造领域的改革，并没有触及落后的国体、政体等根本性问题。
由于，同治、光绪朝掌握清廷统治实权的是慈禧太后，所以她应对同治元年(即公元1861年)至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这段历史的大清帝国极速衰落直至灭亡应负主要领导责任。
前面提到慈禧太后在大清帝国灭亡前，承担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角色，但她没起到一根救命稻草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同光年间，尤其是到了光绪年间，经过“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件”等系列入侵战争，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而国内革命党起义活动也日趋激烈，这时的大清帝国已处于摇摇欲坠前的垂死挣扎阶段。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的“维新变法”，无疑是拯救清朝命运、扶大厦于将倾的一剂良方。但当权者慈禧太后却将其视之为“祸乱朝纲”的不轨之举，大肆弹压。使清廷最有可能摆脱困局的一次改革尝试，就这样在慈禧等顽固、守旧势力的剿杀下归于失败。
面对内忧外患，统治危机空前加深的时局，身为清廷掌舵人的慈禧太后，仍选择因循守旧、闭目塞听，内剿外媾，甚至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予国之欢心”的无耻、谄媚之态乞降于列强。
面对列强入侵、国内起义等高密度战争活动，身为清廷掌舵人的慈禧太后，丝毫没有认识到军队建设的重要性，相反她将拱卫清廷统治和安全的重任交给了隶属于私人武装的地方实力派。这对统治者而言，简直是昏庸到极点的表现形式。
面对列强瓜分豆剖的虎狼之势，身为清廷掌舵人的慈禧太后，仍以吃喝玩乐的骄奢淫逸生活为重，甚至为了维持这种生活，竟明目张胆的去挪用北洋水师捉襟见肘的建设资金，慈禧太后的昏庸程度已达无以复加之境。
不仅如此，自清政府决定创建新式陆军的1895年起至1908年慈禧太后去逝，整整13年时间，慈禧太后竟然能够放心的将一支寄托清廷厚望的新式军队交由非心腹派的袁世凯统领。
众所周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统兵之将，施以最严格的分权、制衡之术及定期调动之法，说白了就是为了防止军队对统兵之将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从而威胁到中央统治。
而且随着朝代的更替、演进，这种制度设计是越来越完善，但等到了慈禧太后掌权时，竟将这一先人治军智慧拋诸脑后，这才招致后来(辛亥革命后)袁氏把持北洋新军并利用节制新军形成的特殊地位渔利清廷与革命党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清朝的衰落及灭亡，慈禧太后是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领导责任的。乾隆朝中后期是大清帝国加速落后于世界的开始，正因为清廷的掌舵人乾隆帝闭目塞听，才致大清帝国错过了追赶世界的发展机会，所以他对大清帝国走向衰落也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
当然，在大清帝国衰落及灭亡过程中，除慈禧、乾隆要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外，还有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等也是罪责难逃的，而同治帝和光绪帝需要担负的责任相对就轻了许多，因为他们毕竟从没有掌握过清廷实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