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是民间美术的重要艺术样式，也是我国百姓生活中岁时节俗里重要的民俗事项。
民间故事是年画众多表现题材中的一种，亦为民间叙事的重要体裁之一。
民间故事以年画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与播布，体现出民间故事打破艺术样式壁垒的强有力的穿透性。
当然，民间故事的穿透性还体现在其对他种艺术形式的影响之中，比如，戏曲中的《白蛇传》、话剧中的《青蛇》、动画电影《白蛇缘起》等。
清代是年画艺术较为成熟的历史时期，也是民间故事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
两种民间艺术形式在相同的时空里交相辉映，显示着中华传统文化和民间智慧的灿烂光华。
一、民间年画与民间故事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开展以来，全国已有二十余个传统年画产地的年画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可见国家对被称为‘中国社会民间生活的图像志’的传统年画遗产的高度重视。
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埋没民间的老画雕版重新被挖掘出来，一些收藏在民间的古版年画和近代早期年画原作也被陆续发现……这些传统年画原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并体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难得而又珍贵。
”〔1〕除夕前张贴年画，是各地年俗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每年一度的年画张贴作为除旧迎新开启新年的重要民俗事项，承载着人们对新的一年的期许和愿景，也具有一定的训育意义。
木版年画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绘画形式之一，有着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
王海霞曾指出，“年画是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间美术的最大一宗。
它是我国传统绘画之山水、花鸟等画种日益兴盛，人物画逐渐衰落之际新兴起来的一个画种，借助年俗文化而发展，又借助雕版印刷术的广泛运用而普及到城乡各地，其表现内容无所不包，渗透到世俗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过去，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最为重要的两个事项就是听戏和赏画，所赏之画主要是来自每年更换一次的年画。
年画和戏里好看好听的故事，牵动着人们的心……画里有说不尽的千秋事，有道不完的人间情。
”〔2〕杨家埠、桃花坞、朱仙镇和杨柳青是我国最为著名的年画产地。
而年画作为春节的传统装饰，其播布地域遍及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从《中国古版年画珍本》（2015年）所收录的民间年画作品来看，我国年画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山西、四川、重庆、江苏，以及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台湾、广东、云南等地区皆有流传。
在境外，对中国民间年画进行收藏的国家则涉及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美国等，遍及欧洲、美洲和亚洲〔3〕。
薄松年认为，“作为新年民俗的年画历史渊源可上推至先秦两汉时期，最早是在门户上出现的门神形象……唐宋时期经济的飞跃发展，促进了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节日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特别是雕版印刷的发明，最晚在北宋时已应用于年画的刻印，从而推进了年画艺术的发展和普及……明代中后期，手工业获得了很大的进步，雕版印刷形成规模可观的行业，彩色套版技术也逐渐成熟，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众多的年画刻版印刷中心产地，特别是清代康熙至乾隆一百多年间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有了明显发展，给年画大发展大普及创造了条件。
毫无疑问，此时河北年画雕印中心也已形成，并已进入发展和繁荣阶段。
”〔4〕
进入清代，尤其是康雍乾时期以降，全国各地的年画都进入较为昌盛的阶段，其流布地域也较为广泛。
“清代早、中期有一些木版年画保存至今，尚可对其风格面貌进行考察，不过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已经流传到日本和欧美等国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数十幅清代早期套色版画，篇幅不大但绘刻颇精，题材有花鸟、博古、仕女、山水，也有历史及戏曲的故事画”〔5〕。
可见世人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年画艺术水准的认可。
而清代年画较为繁荣的发展状况，在各地皆有体现。
比如，“明末清初武强年画已有一定的规模，清康熙、雍正、乾隆至嘉庆一百多年间发展到极盛地步。
”〔6〕再如，“清中期……的年画，从题材多样，除吉祥形象外更加强了娱乐性、装饰性。
风格也开始由雅逸向热闹发展，画中的人物增多，背景加重，色彩亦由深沉厚重转向柔丽妩媚，被称为杨柳青年画的黄金时代。
”〔7〕再如，四川绵竹地区，“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其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庞大。
据不完全统计，年画作坊达三百余家，遍布于县城及城郊的板桥、清道、遵道、新市、拱星等乡镇，优秀的画师、刻版师则大多集中于县城。
年画艺人逾千人，加上帮工，从事年画生产的人员达万人以上。
由于年画的不断发展，名为‘伏羲会’的行会组织也应运而生。
”〔8〕
“清代末年，木版年画遍及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重要的年画产地达到二十多个，全国每年生产的年画达到数亿张。
”〔9〕在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内陆地区，年画在人们生活中存续的时代相对较长。
“凤翔年画在清末民初时由原来的二十余家作坊，发展到百余家，年产销达六百多万张，内容包含门神门画、吉祥喜庆、小说故事、戏曲、民俗生活、神像纸马六大类，所印年画除本省外，还远销西北诸省和川北、晋南、豫西一带。
随着年画画样的增多和销售市场的扩大，凤翔从此成为西北地区年画产地中心。
”〔10〕另外，清代《燕京岁时记》载：“每至腊月，繁盛之区，支搭席棚，售卖画片。
妇女儿童争购之。
亦所以点缀年华也。
”〔11〕由此可见，清代是为民间年画艺术发展的繁盛时期。
这也是本文选取清代民间年画作品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要原因。
关于民间年画在民众之间的播布与传承的原动力所在，有学者指出：“年画始终扎根于城乡的平民大众之中，努力从世俗民风中挖掘丰富的素材，以表现民众的喜怒哀乐，讴歌传统美德，揭露社会弊端……使广大民众于年画艺术的欣赏中获得美而有益的享受，从而喜爱年画，自觉地接受其传统民族文化内涵的熏陶。
”〔12〕年画反映了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折射出其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当地的岁时风俗、历史文化，展示了人们的生活经验及其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等等，不啻为“记录一个民族的图像史书，是难得的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形象史料”〔13〕，虽然“很多历史故事不尽如史实，却也可以从中看出过去的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态度。
传统的道德观念、忠孝节义的思想，也通过这些贴在墙壁上的作品得以世代相传”。
〔14〕类似地，民间故事也有与之相仿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更是年画选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年画的重要价值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早期进行年画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俄罗斯的阿里克（1881—1951，另译“阿列克谢耶夫”）、法国的亨利·多雷（1859—1931）等〔15〕。
一说：“国内最早系统收集民间年画的机构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和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
”〔16〕中法汉学研究所搜集整理而来的年画在风俗陈列室中展陈，并于1942年举办了“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17〕。
其中，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是我国民俗学学科建立初期的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主要对我国的民俗事项进行搜集整理，旨在为我国民俗学研究进行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为日后较为深入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打下一定的基础。
另外，《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中明确写道，征集的民间文艺资料包含“全国各地区流行于人民大众中间的民谣、民歌、平话、弹词、鼓词、地方戏脚本、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谚语、谜语、年画、门神、剪纸、花样玩具等等……无论是语言文字的，演唱的，或绘塑的，只要真正是民间所作所传，不是伪造或仿制的各种文学艺术创作。
”〔18〕广义民间故事中所含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在此次征集中皆有体现。
这些对年画的收集整理工作，不啻为我国民俗学学科发轫期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搜集整理民间年画的首批国内学者则有鲁迅（1881—1936）、郑振铎（1898—1958）、娄子匡（1907—2005）、王树村（1923—2009）等。
他们都为我国民俗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这些年画的搜集整理工作与歌谣学运动等文化运动共同勾勒出我国民俗学学科发展初期的主要脉络。
由此，或许我们可以见到民间美术学与民间故事学两个学科之间天然的联系。
而民俗事项在现实中的存在形式往往也确实会突破学科之间的藩篱，作为多学科研究对象的复合体而共生交织，一如经打磨切割后的金刚石在不同角度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和闪现出五彩斑斓的光芒。
年画对民俗事项的反映是多层面的，比如民间信仰、岁时风俗、禁忌与崇拜等等。本文的论述重点为广义民间故事（包含传说等除狭义民间故事以外的其他民间叙事体裁）题材年画及其相关民间故事类型，其他层面的学术价值也颇为重要，但限于本文的主题与篇幅，留待日后另做阐述。
按照年画所展示的内容与取材来源，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门神、吉庆、小说、故事、戏曲、民俗、纸马，等等。
以故事为题材的年画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在天津杨柳青年画中，以民间故事为表现内容的年画多见于条屏〔19〕；而在四川梁平年画中，则多见于以单幅门画为主的“清章”一类〔20〕；在福建漳州，则多斗方或横批的形式展现〔21〕。
鉴于民间故事往往成为戏曲的取材来源这一事实，年画中也常见以戏曲人物形象表现民间故事情节的情形。
比如，在《中国古版年画珍本》中，陕西卷的白蛇传主题相关年画（“借伞游湖”“盗库银”“金山寺”“断桥”“扣金钵”“奉旨拜塔”），全部归类在“戏曲”部分；福建地区也将《白蛇传》归于地方传统剧目。
而《中国古版年画珍本》（2015年）各卷的《凡例》部分第四条也指出，“分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有些作品的类别已无从判断，也有作品可能从属于两种或以上的类别。
”本文将源于民间故事的戏曲体裁年画也归入故事年画之中。
二、《中国古版年画珍本》中的清代白蛇年画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古版年画珍本》（2015年，以下简称“《珍本》”）丛书在选择年画作品时，以“古版”“珍本”为原则，在注重作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同时兼顾其艺术价值；既涵盖了大量经典之作，也首次刊布了一些珍贵材料。
丛书主要收录了清代至民国的木版和手绘年画，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院藏年画为主，同时甄选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文化机构藏品，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间年画研究者王树村先生等年画藏家的个人藏品。
其中，有500幅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版年画为首次出版，弥足珍贵。
“该丛书不仅是传统年画真正遗产的整体性呈现，也将作为传统年画的‘标准件’，为年画艺术的鉴定、回复和新创作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22〕因此，本论文主要选取《珍本》中的年画作品进行分析。
年画有手绘、木版套印、半印半绘等艺术表现形式。
其中，木版套印较为常见，这种制作方式和技艺一说源自河北武强〔23〕。
笔者在进行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生产情况的田野调查中了解到，有部分珍贵的明清木刻画版传承至今，并仍可刊印。
《珍本》中所收录的年画，从时代上看，自宋代起，至20世纪50年代止。
所涉民间叙事年画题材除白蛇传外，还有嫦娥奔月、哪吒闹海、禹王治水等神话，也有公冶长作雁词、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无盐采桑、桃园三结义等传说，亦有老鼠嫁女、沈万三、牛郎盗衣等民间故事，或是八仙过海、韩湘子度林英、救洞宾等仙话。
覆盖了民间叙事的多种文类，较为丰富。
本论文选取的白蛇传题材年画主要来自《珍本》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年画。
清代白蛇传年画在年画较为兴盛的地区大都存在，其展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单幅年画和成套多幅两种。其中，单幅年画多为对某个主要情节的展现，也存在对一个以上情节进行展示的情况；成套多幅年画则如同连环画一般，由两个及以上连续的单幅单一情节年画或单幅多情节年画共同构成一套，对整个故事的各个情节有着较为完整的展现。
（一）单幅清代白蛇传年画
单幅清代白蛇传年画所展现的主要情节为：游湖、救夫、水漫金山、断桥重逢和仕林拜塔。
游湖情节在河北、天津、陕西等地区的清代白蛇传年画中都有展示。
画面多以西湖断桥景色为背景，许仙和梢翁乘船，化为人形的青、白二蛇立于岸边，等待船只靠近。
细节之处对于许仙与白蛇之间眉目传情的微妙情态皆有表现，是对故事主人公初见时情形的描绘，展示了初遇的美好，体现出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制作工艺上，既有彩色套印，也有版印笔绘印绘结合的形式，还有仅用线条进行勾勒的墨线版。
在体例上，《珍本》的每幅年画下方注出了主题、地域、年代、版式、工艺、尺幅、藏家或收藏地，并对年画内容及取材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比如，陕西凤翔清代版的《游湖借伞》年画介绍为，“千年蛇精白素贞不堪峨眉修炼之寂寞，与小青在西湖游玩，偶遇钱塘许仙，一见如故，白素贞以借伞传情，后二人喜结良缘。
故事出自《白蛇传》情节。
此幅图（图1）描述白娘子游西湖遇到许仙，适逢下雨，白娘子向许仙借伞一段。
”〔24〕这些内容介绍中的故事情节，或可视为民间故事白蛇传的异文。
图1［清］《游湖借伞》 三裁 墨线版 王树村藏（载于王海霞、邰高娣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陕西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
救夫这一情节多以“盗仙草”这一主题年画来展示。
年画画面内容多为手持双剑的白蛇与守护灵芝草的仙童交战的场景。
白蛇传年画在展示这一情节时，多以白蛇与一位仙童交战的场景为主，也有部分年画展示的是与鹤、鹿两位仙童交战的情形。
除仙童之外，部分年画中还出现了南极仙翁的形象，但画面主体依然为白蛇与仙童斗法的情景。
山西襄汾的清代墨线版“盗仙草”图注中对这一情节进行了如下阐释，“金山寺僧法海嫉妒许、白之姻缘，唆使许仙在端阳节劝妻饮雄黄酒，白现原形，许仙惊死。
白素贞从昆仑山盗得仙草，方将其救活。
图绘白素贞入昆仑山盗取灵芝仙草，与看山童子格斗之场面。
”〔25〕画面着墨的重点为人物形象，而对情节发生地的环境没有任何表现，但仅仅是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就已突出了故事主角的情深义重及其抗争精神。
人物形象所体现的服饰特点与戏曲服饰较为接近。
水漫金山在单幅白蛇传年画中所展现的场景与其他主题相比较为宏大，基于故事情节展现的需求，画面内容往往为青、白二蛇率一众虾兵蟹将在水中与山间法海及其所邀天兵天将对峙。
这一主题年画分布地域较为广泛，河北、天津、陕西、福建等地皆存。
在这些作品中，主要人物形象大多相类——白蛇手持双剑，立在船头迎战；青蛇划船；许仙藏于法海身后，面露惊惧之色；法海手持金钵施法。
通过人物的情态动作以及设色等，将人物性格刻画得十分鲜明，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比如，许仙躲在法海身后面露惧色这一设计，把许仙怯懦的性格特点刻画得十分生动。
除白蛇、青蛇、法海、许仙等主要形象之外，白蛇、青蛇的身旁往往还会出现蚌精的形象，一般为男性人形，背部有蚌壳，双手持蚌壳边沿，做打开状。
但蚌精的形象在中国戏曲学院2019年毕业表演大戏川剧《白蛇传》中则为女性，身形妖娆，蚌壳瑰丽，唱念做打柔中带刚。
年画的画幅形状多为方形，但也有例外。
比如，清代福建泉州的《水漫金山寺》画面则为圆形（图2），表现体裁属纸扎画〔26〕。
图2［清］《水漫金山寺》 纸扎画、墨线版 杨永智藏（载于王海霞、姜彦文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综合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
断桥重逢情节的多以青、白二蛇和许仙的形象为主要展示内容，也是通过人物肢体语言和面部情态来突显人物性格，架构故事情景。
比如，题为“断桥”的清代山西临汾的墨线版拂尘纸年画，“图中断桥边，白蛇坐于石墩上，面对许仙，又痛又恨，悲喜交加。
而许仙面对妻子与青蛇，双手上举，单腿下跪，认罪求和。
一旁的青蛇，一手叉腰，一手持剑，愤愤不平。
”〔27〕此图中，三个人物形象的不同态度，通过肢体语言有着较为分明的表达。
此外，对于情节发生的场景——西湖断桥也有较为明确的交待，使得情节展示较为完整。
拜塔体现出中国传统孝亲文化中的“百善孝为先”这一观念。
主要展示了白蛇许仙之子得中状元后，在镇压白蛇的雷峰塔前祭拜母亲的场面。
主要人物形象为身着状元服饰的许仕林及或为人形或为蛇形的白蛇。
其中，蛇形较为罕见。
许仕林神态谦恭，人形白蛇则面露欣慰的微笑。
此外，画面对雷峰塔、祭台、状元的随从也有所展示，突显了状元郎的威仪。
人物服饰多类戏曲服饰。
与孝亲主题相关的其他常见年画为“二十四孝年画”，以二十四孝故事为表现内容，一则故事对应一幅画面，往往二十四幅组成一套。
这在各地年画珍本中也有留存。
比如，《珍本》中的陕西卷、山西卷、四川重庆卷等。
单幅拜塔年画多为单一主题年画，也存在一张年画上展现多个画幅多个故事情节的情况。
比如，清代山东潍县的“拜塔”主题横批年画，以状元拜塔为主体，左右各另有一幅，展示了许仙投亲和端阳饮酒两个场景。
但左右两幅配图尺幅较小，约为主图“拜塔”的一半。
这些单幅年画展示了某一故事情节中最为动魄人心的场景，主要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与刻画，突显人物性格，表现情节内容，大部分年画还增加了对场景环境的表现，比如山水草木等，来烘托场景氛围，加强了整个画面对故事情节的表现力。
（二）成套清代白蛇传年画
成套清代白蛇传年画在样式上有窗花、“三裁”、条屏、炕围子等，尺幅上大多比单幅年画略大。
成套清代白蛇传年画对情节的展示较为完整，从“许仙游湖”到“拜塔”，其间各个情节的典型场景均有交代。
《珍本》中所收录的成套清代白蛇传年画中，一套之内所展示的场景数最多可达16个。
其中一些情节为单幅年画中不常见的场景，比如，“开药铺”“还伞”“白蛇现形”等。
画面构图形式也比较多样：
上海清代成套条屏包含“西湖赠伞”“盗库银”“饮雄黄酒”“昆仑山盗灵芝”“济世救人”“水漫金山”“断桥相会”“状元祭塔”等情节，每幅条屏展示两个故事情节。
布局较为特别，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半部为梅兰竹菊四君子的墨图，从右至左依次为梅花、兰花、菊花、竹子。
下半部为套印红绿蓝黄四色年画，画头印有标题。
从右至左，右一左侧标题为竖排“白娘娘西湖游景赠伞张淇书”，右侧有竖排“德盛斋”字样，上下两部分展现了成婚和西湖赠伞两个场景，但相互融合，并没有用明线进行画面的分割，此套条屏四幅皆然，这种两个及以上场景融为一图的处理方式在杨柳青年画中也有体现；右二图右上角印有横排“白素贞巧盗灵芝”字样，另外，几案背景墙上右侧有竖排“雄黄酒”字样，左侧有竖排“德盛店”字样，第一幅图左上角，展示了夫妇二人饮雄黄酒的场景，右侧则有南极仙翁与童子携鹤、鹿祥瑞立于云端的形象，下部则展现了天兵天将与白蛇率领的水族激战的场景，三幅图的整体构图呈反“C”形；右三图右上角印有横排“水漫金山寺”字样，构图与右二相同，左上角展示了夫妇二人打理药铺的场景，柜台画面右侧印有竖排“保安药店”字样，右部为法海和天将在金山寺门前应战白蛇，左下部则展现了白蛇被打倒在地的情形，最下部则展示了龟、蛙、鱼、蚌等水族兵勇执兵器应战的形象；最后一幅图第一行顶头印有横排标题“会断桥”和“状元祭塔”两个，中间以小字体竖排双排“甘德盛店”字样隔开，上半部分画面中间以许仙跪地与白蛇相拥的形象展示，右侧为站立在后的小青，人物下方为断桥；下半部分为祭塔场景，较为特别的是，白蛇已出塔坐在祭台前，接受许仕林跪拜，状元身后有衙役撑伞执障，上书竖排“状元及第”和“甲子科”字样。
另有山东高密藏清代《白蛇传》屏条，展示了“盼情”“斩蛇”“断桥”三幅画面，分别阐释了白蛇与许仙初遇，白蛇现形后斩蛇去疑，白蛇与许仙断桥重逢三个叙事情节单元。
在河北武强年画博物馆藏的当地清代木板套印窗花中，图面采用上圆下方的样式，以土黄赭红湖蓝三色加墨线套印。
上列从右至左，前三幅均为许仙和白蛇、青蛇三个形象。
第四幅表现盗仙草主题，与其他常见年画版式的不同之处是，画面中仅有白蛇和南极仙翁两个形象——上层圆图表现的是白蛇盗草被仙翁发现，下层方图则展现了仙翁赐给白蛇灵芝草的情景。
下列最右的许仙还阳和最左的断桥相会均以许仙和白蛇青蛇三个形象展示；方图右数第三幅许仙上金山展示了许仙跪拜坐于蒲团上的法海及其持剑卫士的场景。
成套年画除表现主题的画面之外，往往会在画面外围增添装饰花样，上文提及的上海清代条屏就有所体现。再如，武强的清代一套半印半绘的炕围子中，其画幅与画幅之间印有精美的花卉植物纹样，有花朵与蝴蝶、葫芦与葡萄、仙鹤与牵牛花等。印制较为精美，提升了年画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三、蛇女故事
民间叙事包含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等多种体裁。
白蛇传是我国四大传说之一，而民间故事中，则存在蛇女类型。
在国际通行的民间故事类型体系中，这一民间故事类型的型号为411——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78年）中，此故事类型名称为“国王和女妖”；在《国际民间故事类型》（2004年）中，此故事类型名称为“国王和拉弥亚”（The King and the Lamia）。
我国白蛇传的主要情节和情节结构在汉族集中居住地区广为流传。
少数民族中也存在一些异文。
比如，***金德顺民间故事中，蛇女形象则为金蛇。
虽具体角色略为相异，但其情节结构相仿，故而可视作同一故事类型的不同异文。
除在中国境内之外，这一故事类型还在***斯坦、伊朗、印度等地流传。
目前，以我国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的民间故事类型体系主要可以分为国际通行的“阿尔奈—汤普森—乌特体系”（简称“ATU体系”）和突出我国民间故事类型特点的“ATU体系”以外的民间故事类型体系两大类。
前者作为世界通行的研究方法，已经在国际学界使用了逾一个世纪之久。
而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民间故事进行的分类，也为国际学界所接受和认可。
其主要成果为丁乃通编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A Type Index of Chinese Folktales，1978年）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增补修订的金荣华编著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2014年）。
后者是我国学者在“ATU体系”之外，对我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所做出的探索，多以我国古代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在突出我国民间故事特征的同时，也对可以纳入国际民间故事体系的故事类型标注了相应的故事类型编号〔28〕，从而实现了与国际研究的接轨。
最新的主要成果为祁连休编著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2007年）以及顾希佳编著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2014年）。
其他关于我国民间故事类型体系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在本文中不再展开论述。
白蛇传在以上所提到的这四部主要的民间故事类型体系研究中，所归属的故事类型分别为“国王和女妖”“蛇女（白蛇传）”“白蛇传型故事”“白蛇传”，因此，我们在本文中暂将些故事类型统称为“蛇女故事”。
首先，我们对白蛇传在国际通行的ATU故事类型体系中的情况进行大略的概括。
在这一体系中，蛇女故事皆归于第411号民间故事类型目下。
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白蛇传归于“国王和拉弥亚”（411 The King and Lamia）这一类型，属“一般民间故事”大类，其大致情节结构大致如下〔29〕：
Ⅰ.（a）女妖是知恩图报的动物幻化而来，通常为一条白蛇。
（b）她给一个男青年带来财富。
（c）她的法术有时给他招来麻烦。
Ⅱ.（a）一位僧人说服男青年在某一节日当天给女妖喝法水。
（b）女妖现形，吓昏男青年。
（c）女妖用采来的仙草使男青年恢复。
Ⅲ.（a）为了占有男青年，女妖与僧人斗争许久。
（b）最后，女妖被吸进法钵，埋在塔下。
其中，故事情节单元Ⅰ.（b）与“盗库银”年画内容相吻合，清代年画“盗仙草”则展示了Ⅱ.（c）的情节内容，故事情节单元Ⅲ.（a）则与年画“水漫金山”所阐释的场景相一致。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可见的文本包含古代和近现代文献中所存文本，比如，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郑辜生的《中国民间传说集》（1933年）和傅惜华的《白蛇传集》（1958年）。
〔30〕
而感恩的动物，在动物故事大类中存在独立的故事类型。但是，在这一故事类型之中，动物并非可以幻化为人形的精怪，在情节上往往会以人类的忘恩负义作为对比。
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2014年）中，白蛇传所属故事类型名称为“蛇女（白蛇传）”。其情节梗概大致如下：
一位年轻人与蛇变的美丽女子结婚。法师告诉青年他的妻子是蛇女，并说服他让妻子喝下雄黄酒。妻子现出蛇形。法师将青年藏于寺庙。蛇女索夫不得，与法师斗法失败，被吸入金钵，埋在塔下〔31〕。
在乌特的《国际民间故事类型》411号类型“国王与拉弥亚”（411 The King and Lamia）中，可以见到与此相近但略有区别的情节梗概：
国王爱上幻化为人形的蛇妖，并与之成婚。国王的健康逐渐恶化。托钵僧劝说国王给蛇女吃咸的食物，蛇女夜间现形。蛇外出找水，被推入火炉，灰烬中结出一颗触碰任何事物都会使之变成金子的石子〔32〕。
国际民间故事类型的情节结构与我国的大致相仿，主角都是善良的蛇女，恶人皆为托钵僧，男主人公受托钵僧挑拨使蛇女陷入困境。
相较而言，我国的蛇女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国际民间故事类型的结局更为惨烈。
但蛇女焚化后所结出的具有神力的宝石，似乎在昭示着她的无害且珍贵。
而神奇宝石结成的过程又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舍利子的形成，这似乎对于故事中的惹人憎恶的托钵僧有种隐隐的讽刺。
在国际通行的民间故事类型体系之外，我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祁连休认为，白蛇传型故事正式形成的标志，为明代冯梦龙根据民间故事所编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载于《警世通言》卷二十八）；此前，唐宋时期已经出现情节相仿的异文，但蛇女形象多为害人致死的妖女。
比如，唐代谷神子的《李黄》（载于《博异志》），宋代洪迈的《孙知县妻》（载于《夷坚支戊》卷二）等。
清代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有清代钱泳所撰《履园丛话·精怪·蛇妻》，情节梗概大致为：青年与幻为人形的蛇女成婚，蛇女助其致富，每年端午现蛇形，某年被其子看到并转告村师，村师遂怂恿其夫，蛇女消失〔33〕。
在这一异文中，蛇女为青蛇。
顾希佳所编《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中，亦收录此篇〔34〕。
由此可见，清代白蛇传年画的主要内容在蛇女故事中大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情节单元，只是蛇女故事是由多个情节单元构成的较为完整的故事，而清代白蛇传年画，尤其是单幅年画所展现的多为此类故事的部分主要情节，比如，“盗仙草”“水漫金山”，等等。
“游湖”是民间故事中没有做细致交代，但年画中着力展示的场景，折射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情感的祈望。
“状元祭塔”是民间故事情节单元中不存在，而清代年画中常常展现的情节。
但这一情节存在于清代戏曲之中，一说于清代方成培的戏本《雷峰塔》中首次出现〔35〕。
因此，清代白蛇传年画除了受到民间故事的影响之外，还受到戏曲戏文发展的影响。
这大抵也是《珍本》部分省卷本将白蛇传年画归入戏曲年画类别的原因之一。
另外，这一情节的加入，将故事的结局由悲转喜，折射出百姓祈望团圆结局的普遍社会心理。
民间叙事中，蛇女故事情节结构大致相仿，蛇女的结局或被镇压或被焚化或永远消失，悲剧意味浓厚，发人深省。
而年画中所表现的，多为游湖、盗草、拜塔等表达正面积极色彩母题，更多地展示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结语
年画中有关白蛇传说的描绘折射出民间叙事融会于民间美术这种形式中的积极探索。
即民间美术保留和展现了民间叙事的核心母题与情节结构，并表达出其中所裹挟的社会功能——教化和训育意义，纸媒的视觉载体强化了其艺术感染力和存续性——民间美术在视觉层面上的冲击力和持久性不同于口头叙事传统在听觉层面的稍纵即逝，其较为强烈的色调对比和较高的色彩饱和度渲染了民间口头叙事主题的氛围，也突显和放大了民间叙事中的情感表达。
注释：
〔1〕王文章《总序》，王海霞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
〔2〕王海霞《中国社会民间生活的图像志》，王海霞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
〔3〕姜彦文《天津年画概说》，王海霞、姜彦文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天津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版，第3-4页。
〔4〕薄松年《河北民间木版年画概述》，王海霞、薄松年、尉彬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河北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5〕薄松年《江浙沪木版年画综述》，王海霞、薄松年、赵文成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江苏浙江上海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6〕同〔4〕，第4页。
〔7〕同〔3〕，第13页。
〔8〕姜彦文《四川重庆年画述略》，王海霞、姜彦文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四川重庆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9〕同〔2〕。
〔10〕邰高娣《陕西年画综述》，王海霞、邰高娣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陕西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1〕［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第90页。转引自姜彦文《天津年画概说》，王海霞、姜彦文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天津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12〕同〔2〕。
〔13〕同〔3〕，第1页。
〔14〕同〔3〕，第19页。
〔15〕同〔3〕，第3—4页。
〔16〕同〔3〕，第5页。
〔17〕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页。
〔18〕《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人民文学》1950年第4期。
〔19〕同〔3〕，第17—18页。
〔20〕同〔8〕，第11页。
〔21〕姜彦文《中国南方地区年画概述》，王海霞、姜彦文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综合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22〕同〔1〕。
〔23〕同〔4〕，第2页。
〔24〕王海霞、邰高娣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陕西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
〔25〕邰高娣、王玉魁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山西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页。
〔26〕王海霞、姜彦文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综合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
〔27〕邰高娣、王玉魁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山西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
〔28〕一般在民间故事类型体系中，每一个故事类型都有一个对应的编号，编号一般由数字和字母组成。
在跨体系的研究中，往往还会在数字之前用大写字母加标编著者姓氏的首字母，以便于查找。
比如，ATU 411指“阿尔奈—汤普森—乌特”体系中的第411号故事类型。
而数字之后出现的字母，则表示该故事类型所包含的亚类型。
〔29〕故事类型情节内容参照 TING Naitung: A Type Index of Chinese Folktales, FF Communications, No. 223,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Helsinki, 1978, p.72. “Lamia” 在欧洲民间叙事中多用来指代女妖。
〔30〕TING Naitung: A Type Index of Chinese Folktales, FF Communications, No. 223,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Helsinki, 1978, p.72, p.253, p. p.255, p.256, p.268.
〔31〕金荣华《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增订本），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14年版，第321—322页。
〔32〕Uther, Hans-Jörg, The Types of International Folktales: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Based on the System of Antti Aarne and Stith Thompson, 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 No. 284, 285, 286, Helsinki: Finish Academy of Science, 2004, p.246.
〔33〕参见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卷），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76页。
〔34〕顾希佳《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清代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
〔35〕陆炜《白蛇戏曲与故事原型的意义》，戴不凡等《名家谈白蛇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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