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是清代学者王夫之的著作。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湖南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在明代灭亡后隐居治学，著书一百余种，此后一直默默无名。到同治初年（1862），曾国藩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汇聚流传。
王夫之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船山遗书》收七十种三百余卷，1996年，岳麓书社编集出版《船山全书》，就更为完整。
古书中的王夫之画像
《宋论》及《读通鉴论》，是王夫之的两种史论著作，最为著名。
《宋论》定稿于康熙三十年（1691），是他逝世前一年，思想最为成熟，故两书的史论是他一生思考的最后成果（《读通鉴论》也是他逝世前完成的）。
王夫之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期，他的治学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关系，他的书中深含他对中国现实和命运的深切关心。他研究学问，不限一隅，博涉经史子集，既精又博，这使他的学术视野宽广辽阔，因此他的学术思想比一般学者更为深刻独到，这使他能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成为最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学者。
清同治时曾氏刊刻《宋论》
古人素有史论一类的作品，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已经在叙述史事的同时发表作者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论，后来司马迁撰《史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都沿用“君子曰”的方式，用“太史公曰”和“臣光曰”的形式随事发论，成为这两部名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让人们一边读史，一边思考。
另外也有学者撰作专门的史论著作，如唐代虞世南《帝王略论》、宋代范祖禹《唐鉴》、明代李贽《史纲评要》等，都是有名的史论专著。
王夫之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在他生命的晚期，撰写出两部史论《读通鉴论》和《宋论》，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见解。
这两部书可以看作前后相续的著作。《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前403）写到五代后周被北宋代替之年（960），接下来就是宋代。学者们在《资治通鉴》之后的续作，如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在时间上紧接《资治通鉴》的结束之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而从宋太祖称帝的建隆元年（960）年开始。
读完《资治通鉴》再读《续资治通鉴》，可以一年不差地紧接而来。王夫之写完《读通鉴论》再写《宋论》，犹如已有《资治通鉴》再有《续资治通鉴》一样，顺理成章，首尾相接，形成了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完整评论。
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中说，王夫之作《读通鉴论》《宋论》，目的是探讨“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王夫之生活于明朝灭亡时期，生于此朝就是此朝人，家国归属感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替代的，所以他对明朝的灭亡有深痛感触。
在这样的基础上读史论史，当然最关心历朝为什么会有盛衰兴替？在这种不断出现的无情残酷而令人心碎的过程中，究竟是因为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而使这种局面发生、出现并不可逆转、不可挽救？
古人说过“履霜坚冰至”，表示事物到出现明显变化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每个王朝从初起时的兴盛强大到灭亡时衰弱无力，曾令多少身处其时的忠臣义士扼腕叹息而又无可奈何！更令不少学者感慨不已！对这样的宏大问题绝不能空谈轻论，必须追溯历史的完整过程，根据具体的人物及其作为加以细致分析，王夫之的史论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的，而这正是古人史论的可贵之处，值得今人研究历史时借鉴参考。
《宋论》与《读通鉴论》一样，是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完整观察，把所要评论的历史自始至终、原原本本地审视一过，而不是心猿意马，跳跃择取，见一叶而不见泰山，论一点而不及其余。所以，这样的史论中贯穿着一个主题：
王朝怎样由兴盛而衰弱而灭亡，把王朝中的帝王将相都放到这个问题前加以审视评鉴，由此发现他们的得失功过，发现王朝盛衰转变的根由。
王夫之坚持了这种严谨忠实的方法，仔细观察了宋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所以他在《宋论》中能提出与众不同的分析和论点，对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历史影响都有独到见解。数百年后读其书，感到这种历史观察的生命力犹在，思想性深刻，令人深受启发。
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由善恶两方面的因素造成，善者之善，恶者之恶，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只看一时一事，就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
善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恶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这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所以史论只能以人为中心，以事为枢纽，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这些人与事对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是最值得称赞的。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三条戒律，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要进殿，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这三条戒律是：
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
不杀士大夫；
不加农田之赋。
王夫之说，有这三条，“不谓之盛德也不能”（意思是：不说赵匡胤没有盛德是不行的）。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
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
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
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
要做到这三条，不用求别人，只需求自身就够了。只要自己心里相信并遵守这三条，就能使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有了这三条，王夫之认为宋太祖就“轶（超过）汉、唐而几（几乎达到）于商、周”了。
汉代的文、景之治，再传而止，唐代的贞观之治，及子而乱，而宋太祖从最初称帝的建隆年间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持续的乱世，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一百多年后神宗熙宁年间，才逐渐趋向衰弱，所以说超过了汉、唐而接近商、周。
王夫之认为这不是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而是靠家法的檠括和政教的薰陶，所以自汉光武以外，要讲帝王的美德，没人能超过宋太祖。
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到神宗熙宁时就要进行变法，从而逐步舍弃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国精神，使太祖治国的盛德厚意逐渐泯灭。
王夫之认为宋王朝的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的生死之机，风俗的淳浇之原，就在这里，后来的帝王不明白这一至为简洁的道理，从而使宋朝的国运逐步走向衰落。
太祖的治国德意，在王夫之看来，不是来自学术，而是天意的启示，他认为太祖对儒家学术并没有深厚的研究，但也没有受到异学的干扰迷惑，只是害怕天命不能长久地眷顾自己，又深知民众所受乱世的祸害，又鉴于外族和盗贼带来的毒民侮士的风气，所以才提出了上述三条，对长期以来的弊端渐损渐除，让天下慢慢地苏其喘息，而不是急功近利，以求在一个早晨就换取愚氓的愉快。
在这种德意下，治国就是要视力之可行，从容利导，而不追求尧、舜的美名。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与从容的政治，而使天下纷扰之情，优游而就绪，瓦解之势，渐次以即安，又能延续百年，使余芳未歇。
王夫之总结太祖的治国就是三点：简、慈、俭。
心无纷歧，所以行之自简。简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简以行俭，靠俭而不引起官吏的贪吝。孔子说的“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汉文、景没做到，宋太祖却差不多做到了。
王夫之如此赞赏太祖，当然不是只欣赏这个人，而是为了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治国之道。这种总结不是纯由思辨，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加以论证，所以更显得有理有力。只是后人不明其意，忽视了王夫之在《宋论》中所发的议论。
对宋朝最坏的人和事，在王夫之看来，就是赵普和秦桧。关于这二人的历史评价，人们往往赞赵普而骂秦桧，但王夫之将二人列为宋朝最大的罪人、最大的野心家，这种分析和评论，自有他的道理，但这些道理却是众人常常忽视的。
王夫之认为赵普、秦桧二人的共同特点，是有很大的野心，想取宋王朝而代之，这与唐代徐世勣（即李勣）一样。与司马光一起编纂《资治通鉴》的史学家范祖禹，撰有《唐鉴》，其中对李勣，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王夫之说：徐世勣赞同唐高宗废黜王后而立武氏为皇后，是想以武氏乱唐而夺其蹊田之牛。假使徐世勣不死，他就可以操纵武氏，让愚蠢的唐中宗如同晋安帝一样，使“唐移于徐氏”。
而“赵普亦犹是也”，他与太祖誓而藏之金匮的约书里，规定“立长君、防僭夺”，但在赵廷美、赵德昭死后，太祖一旦去世，而赵普还在世，他就能“藐尔之孤”，把太祖子孙的生死操纵在自己的股掌之中。
但赵普没想到太祖死后，其子赵德昭虽弱，而太宗却以英姿居叔父之尊，使赵普的奸慝不得实现，于是他就姑且让太宗掌握大权，再来等太宗之后的年幼之人，由自己来操纵。
经过这样的分析，王夫之下结论说：赵普的用心与徐世勣对武氏的用心是一样的，并说这不是对他的苛刻指责。
人们对秦桧的批评，一般都说他与金人勾结，引导宋朝只求讲和，而用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使军事抗金中途而废。
王夫之则认为秦桧的最大目的是想篡夺宋的王权。王夫之说
秦桧诛逐异己，不欲留下一个人，这不只是出于一时的忿忮而求报复，他遍置党羽在各个要津，让宋王朝没有一个亲臣可以倚靠。
当时，高宗年已老耄，普安郡王从疏远的支系选拔上来，还没有正式立为太子，一旦高宗晏驾，秦桧还不死，他就会选年幼之人暂时继位，然后再由自己控制操纵，甚至起而夺之。
此时，外有女直（女真，即金）为援引，内有群奸为佐命，篡夺赵氏王权，在其心目中就是易于掇芥（在地上捡一根草）。
能揭示秦桧的这一用心，的确是其他人没有看到的。王夫之又说，秦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下了很大工夫，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首先是逢迎高宗之欲，撤回北伐之师，解除诸将的兵权，使自己独立于百僚之上，之后又将诸多贤良的大臣流放，害死岳飞，让韩世忠闲居，使刘锜、吴玠吴璘兄弟听命于己，使张俊总领诸军的愿望不能实现，也等于废掉了。
此时的秦桧，所欲为者，无不可为。周回四顾，知天下没人能把自己怎么样，高宗也是惴惴然没办法驾驭自己，然后他就敢睥睨神器（皇权）了。
王夫之说这是“势之所激，鼠将变虎”。
王夫之通过观察秦桧而发现这一情况：
察之于始，桧非有曹操、司马懿之心，勿容苛论也。考之于其所行，不难为石敬瑭、刘豫之为者，岂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
说明他是根据事实得出这一判断的。
又说秦桧的力甚鸷，机甚巧，其锐往而无定情也甚狡，其执持㧖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坚，则不必久怀篡夺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复何所戢而中止乎？
也都是通过多年的准备，使他篡夺王权的形势得以形成，所以他不会收心而停止。
王夫之观察和总结宋代兴亡史，最痛心的是宋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不堪，他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赵普。
赵普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让太祖采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除了军事将领们的兵权，但赵普还有更自私的目的，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手段削弱军事将领的权力。
王夫之说，赵普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地位在军事将领之上，但他自知不能让军事将领对自己心服口服。
其后军事将领不断平定各处割据势力，赵普都没有功劳，所以当时为太祖推诚戮力的功臣，都看不起赵普而又愤恨赵普倾轧自己，赵普与这些将领有不可并立之势。
于是赵普就日思自安之计，为此他利用太祖的猜疑心理，使太祖倚靠自己为社稷臣。
王夫之认为，这根本不是安天下以安赵氏，只有压抑武臣，使他们不能立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
因此王夫之下结论说：凡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
更恶劣的是在赵普的推波助澜下，使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在整个宋代形成了治国的“家法”：以赵普忮害将领的小聪明，使宋王朝一直奉之为家法。
这种“家法”，并没有明文的制度，而是深深埋藏在宋代各个帝王心中隐忧，是宋代皇帝们的不言之隐。而这种不言之隐，正是导致宋朝不信任军事将领而使国家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结果是被北方民族不断欺侮侵入乃至灭亡。
不仅如此，王夫之更是在明亡之后重新反思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说：
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
宋朝以给予文人优厚的待遇而著称于史的，但王夫之却认为这种表面光鲜的重视文化的现象背后，却是不信任军事将领的这种隐而不宣的心情，受此心情的困扰，宋朝灭亡了，而明朝也灭亡了，所以说这是“贻六百年衣冠之祸”。
从宋王朝建立的960年算起，到明王朝灭于清的1644年止，正是六百多年。宋因此而被灭，明也是因此而被灭，不同的王朝，同样的结局，这说明国家的军事力量不强，民族和文化的生存都将受到重大破坏乃至灭亡，所以这不单纯是军事问题，而是衣冠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
只重文化，不重军事，文化也将不保，而受惨重的灾祸，王夫之对宋代崇文而抑武的感慨之沉痛，现代人应该有所体会。
王夫之在《宋论》结尾又为这个问题再发评论，他认为：
这种军事软弱而导致整个国家软弱而屡受欺侮的恶果，其严重性在于“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自轩辕迄夏后以力挽天纲者，糜散于百年之内。”
中华民族从黄帝以来的力挽天纲的天维地纪，就在宋代的百年之内糜散殆尽，从而使后来的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屡受外族侵略欺凌的困局之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
王夫之只看到明亡，没有看到清朝晚期的中国之积弱受欺，其实问题仍然存在，可惜没有人注意王夫之的评论，从而对这一问题深刻反思，以使中华民族有以自强。今天重读《宋论》，对此不能不特别关注。
《宋论》中还有许多精彩而深刻的历史评论，值得细细阅读，体会其中总结与分析的历史经验教训，使古人的精心之作，能为现代中国的发展与兴盛提供有力的帮助。为此，重读《宋论》，仔细体会其中的深沉道理，确有重要价值。
《宋论》有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舒士彦整理本和1996年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本（第十一册）。今天重读《宋论》，这都是值得参考的书籍。
清同治《船山遗书》本《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