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前，即优礼儒士，建国后，又以大兴文教为求治手段，同时开科取士，着手建立起了一套为君主政体服务的官僚体制。
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的处境是颇为特殊的。朱元璋建国前，中国经历了元朝蒙古族贵族近百年的统治，那时候的汉族士大夫们在政治上的状况是相当窘迫的。当时人说：
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人馈北人之物也，故云。（叶子奇：《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南宫生传》
在这种情况之下，汉人中的士大夫们无法求得心理的平衡，因此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一批汉族士大夫便起而寻求出路，投身于群雄之中。
当时人高启笔下的南宫生（宋克）即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家素厚藏，博饮好游，尽丧其资，后见天下乱，“思自树功业，乃谢酒徒，去学兵……将北走中原，从豪杰计事”（朱存理：《铁网珊瑚》卷六，高启：《南宫生传》）。
到明初任官凤翔同知。
但是，并非所有的士大夫都如同南宫生那样去投靠了朱元璋，那些去投靠了陈友谅、张士诚的文人士大夫，后来都成为群雄纷争中的失败者。
而更多的士大夫则成为这场农民战争中被打击的对象。
所以当时人又说：“元季扰攘，乡人角力，儒家子弟，率被戕灭。
”侥幸逃亡者，惶惶然若丧家之犬，至明初还乡时，“旧佃减获，十亡八九”（柯暹：《东冈集》卷七《宏冈阡表》）。
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会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失败的群雄和灭亡的旧朝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感情上与朱元璋的新朝格格不入。
在明初的士大夫当中，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建国后依附于新朝的一批年轻士人，他们随着新朝的“大兴文教”，开科取士，或以品官子弟及民间俊秀通文义而充国子监生，“未几，众皆超任美官，横金跃马，惊骇闾里”（贝琼：《清江集》卷二四《晚翠堂序》）。
一些居乡未仕者，也在“修复故业，葺室庐田园，卓然有树立之志”（程大藩：《程氏家乘》，曾棨：《处士名哲程公墓志铭》）。
但是，这种新鲜和兴奋很快便消失了，他们开始发现新朝并非如其所想象的那样美好。
洪武朝的严猛之治使他们感到了惶惧和不满。
如“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空印案”……洪武一朝频兴的大案，株连杀戮多达数万人，人们谈之色变。
“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
”（《明经世文编》卷一一，解缙：《大庖西封事》）一些士大夫虽然在政治上步入了仕途，但却畏之而称其为“作虎穴游”（嘉靖《吴江县志·莫辕传》）。
据明朝人称：“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
”（徐祯卿：《翦胜野闻》）因此，没有多久，士大夫们便普遍视做官为畏途，开始拒绝出仕。
▲朱厚熜（嘉靖帝）
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太祖在亲撰的《大诰三编》中记述了他亲审广信府（今上饶）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一案的情形。伯启叔侄为了不入朝为官，自行截去手指。太祖得知后，命拿赴京师亲审。
（太祖）谓曰：“昔世乱，汝居何处？”对曰：“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曰：“家小挈行乎？”对曰：“奉父行。”曰：“既奉尔父行，上高山峻岭，下深沟陡涧，还用手扶持乎？”曰：“扶持。”曰：“自后居何如？”曰：“红寇张元帅守信州，伯启还乡复业。”
曰：“向后何如？”曰：“教学为生至今。
”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有他忿，至于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今尔不能效伯夷、叔齐去指以食粟，教学以为生，恬然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尔身将何怙恃？”伯启俯首默然。
噫！朕谓伯启曰：“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
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
”而伯启无对，命法司诣本贯决之。
（朱元璋：《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